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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母亲节，妈妈总是乐意与单位的好友一起过：她们可以逛一整天街，提着大包小包回到家，或者仅仅是聚在一起涮一顿火锅，打一场乒乓球，这些都能让她兴致高涨好几天。比起收到的洗衣液和榨汁机洗碗机，她更喜欢一副新球拍；比起我送的康乃馨，她更喜欢翠竹、绿萝。

这样高热度的母亲节礼品与现实中母亲反馈出喜好的差别让我思考：当我们为母亲节消费时，是应该送她真正喜欢的东西，还是一位母亲应该需要的东西？当代母亲节正面临被消费主义裹挟的风险，鲜花、礼品等标准化的消费行为逐渐替代了情感表达的本质。母爱逐渐被量化为消费金额，固化为礼品格式的过程，其实是利用商业价值重新定义其衡量标准的过程。针对这种现象，值得我们反思的是：是否母亲节的礼物清单、礼品盒子越是泛滥，对母爱的解读就越是僵硬，越是浅薄？

年幼的我坚持认为只有康乃馨是母亲节应该送的花，于是连续几年送给她不同颜色的康乃馨，写母亲节贺卡。每次妈妈总会摸着我的头说谢谢，然后话锋一转：只要你能好好学习，考试考好，比送什么都让我开心。”我听闻只好悻悻走开。后来我发现现实并不是这样。我的成就无疑会让她为自己教育的成功而自豪———作为一个母亲。但是当她拿到工作奖金，和别人进行一次畅谈，或是打赢一场比赛的时候，脸上的笑容并不比前者黯淡———作为一个经验丰富、业务能力极强的员工，作为真诚稳重、有时俏皮的同事或好友，作为拥有运动细胞和灵活头脑、强健体魄的球类爱好者，她同样是自豪甚至自傲的。

在母亲节这一天，暂时揭下“母亲”的身份标签，反而能让她们更自在，更快乐。当她们放下惯常的家务，享受的并不仅仅是闲暇时光的放松，更有母职之外其他社会身份带来的成就感和欢愉。母亲节赞扬母职和家庭劳动的初衷，与对女性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实现的思考并不冲突。社会对母亲无私奉献的感激，不应该异化成对“完美母亲”的苛求，抑或是对“多元母亲”需求的无视。

根据联合国数据，全球女性平均承担了75%的无偿照护工作，包括育儿、家务、照料老人等。这些劳动支撑着社会经济运转，却未被计入GDP，也缺乏政策保障。母亲节从来都是对母亲无私奉献的感激，而非苛求。如果母亲节只有对母职“神圣化”的颂扬，而对母亲们被剥削的隐形劳动视而不见，那么所谓的感激就仅仅是对这一黑暗现实的掩盖。

山东天街的母亲节大屏上说：“家庭和工作如何平衡，不该是母亲要回答的问题，而是我们要给她的答案。”如今社会上对去性别化育儿责任的呼吁和对职场母亲的支持越来越多，正如阿德里安·里奇在《生于女性》中所说的：母职可能是压迫的城池，亦可能是抵抗的起始。”母亲节的真正意义，是将对个体的感激，转化为对结构性平等的追求，唯有如此，我们所爱的每一位母亲才能摆脱“完美母亲”的枷锁，成为自由发展的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