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教育家，我脑子里立刻就浮现出一连串贯及古今中外的人名来。国内，从先秦的孔子到民国时期的晏阳初；国外，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到被誉为“现代教育之父”的约翰·阿摩司·夸美纽斯；可以讲，那些如雷贯耳的教育家名字是不少。正是他们的卓越智慧，照耀着人类文明的夜空。可于我而言，那些闪着耀眼光芒的“巨星”固然夺目，但是无数的，被淹没在历史洪流中籍籍无名的先生们更让我动容。正如一片森林，既要有苍天大树彰显它的雄浑，又要无数的苔花去点缀它的细腻。
我要讲的是一些处在基层的教育者，他们很平凡，却以超越时代的爱，带给普通群众希望的力量。
这几年，我一直在梳理小学母校的历史。它原在一个小山坳上，存在的历史时间是从1966年到1999年。仿佛是一种宿命，刚建校时，我爷爷刚好是“发墨师”，即木匠，参与了建设。学校刚建好时，只有一男一女两位教师在那里任教。我的小学班主任就是当时其中的那位男老师，而我也是在那所学校完整读完小学的最后一届学生之一。1999年，它迁址到约两公里的河谷地带，那里交通更方便。只不过，迁过去不到十年，因生源太少之故，学校就合并到镇中心校去了。于是，校园便也荒芜起来了。
去年9月，当我走进荒芜起来的校园，看着黑板上残留着的小学生书写下的歪斜的文字，散落在布满灰尘的桌子上的毛毡和毛笔，用旧衣柜做成的简易的图书架……我思绪万千。
我又走到曾经上过学的旧校址。那里已经被一片郁郁葱葱的竹林掩盖，仅剩下一个用石灰混合黄泥巴做粘合剂，用青砖垒成的厕所。厕所墙上，刻印着几代人重重叠叠的童年记忆的痕迹，还显示着那里存在过一个校园。我在想，在不久的将来，当厕所也在风雨中坍塌以后，那里曾经传出过的欢声笑语，都将深深地消逝在竹林深处。那里发生过的历史，可能再也无人问津。
当我站在那个杂草丛生的厕所旁，我在想，那些即将消失的物件意味着什么？那些在那里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先生们，对那一片土地又意味着什么？
当我又沿着二十多年几乎没有走过的上学路再次迂回着走回老屋，看到叔辈们贴在木头柱子上的对联的时候，我似乎一下找到了答案。
那些基层的教育者，他们可能学历水平并不高，然而，是他们用爱培育了那片土地上一代又一代的人。他们一生都生活得平凡，然而他们的存在，让那一片土地更有生命力。
平时离开了教室，他们就和当地普通民众一样。农忙时，插秧打谷，犁田薅草。因他们多识得几个字，哪家有红白喜事，他们还是人情往来的“账房先生”。
有关我小学求学的往事，我总是很不愿提及，因为一想起眼眶就会湿润。我上小学一年级时，是我小学班主任赵老师借钱给我父亲为我交的学费。一年级到四年级，我经历了五位代课老师，最后两年赵老师才接手我们。那时，他身体不太好，差不多每天都要先去乡里的诊所输一瓶液，再急急回来跟我们上课。上完，他又去输液。
临近毕业考试的前一月，学校拆掉了，我们只能在家自学。成绩下来并不是很高，但赵老师和学校的另一位老师去镇上的中学请求将我分到一个好的班级。工作以后，每一年过年回家，我都要去看看他。记得，我最后一次见他时，他一直用颤抖的手拉着我，足足有半个多小时……
我再讲一讲另两位老师吧。其实，他们都没有真正给我上过一节课。但他们所付出的一切，多年来一直让我感动。
我在搜集资料过程中，获得一张期末成绩表。全班25人，语文平均87.43分，数学平均93.74分。这样的成绩出现在西部一个偏远的小学，那是相当了不起的。在我们整个县，当时也是名列前茅。
教出这样成绩的是一名叫赵仕容的女老师。当时的乡村小学位置偏远，学校没有食堂，路上没有商店，她每天都要走一个多小时山路去给孩子们上课，放学到家也常常饥肠辘辘了。
她告诉我，在扫盲时，她每天上完课还要到农户家里教一些文盲识字。有时，回家都十一二点了。很难想象，当时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子，怎么熬过那样艰难的岁月。
川南多竹林，每到冬天，雾气弥漫。每天天未亮，她就要起床给家里人做饭，接着喂猪，然后去学校。在那些罩满雾气，人烟稀少，能见度很低的冬天早上，她穿着筒靴，走一个多小时山路去给孩子们上课。她一定有过恐惧吧，她一定有过委屈吧，她一定也无数次想换个方式生活吧，但那些渴望知识的眼睛，让她坚持了下来。而上完课回家也不能歇下来，还要干农活，还要为人母照顾孩子，还要为人儿媳照顾老人，还要为人妻温存爱人。
她足足代了近三十年的课。考“代转公”那一年，她要做完一切，等家人睡下后才开始复习，又常常复习到快天亮，眯一两个小时，开始第二天的工作和生活。当然，最后如愿“代转公”。
当我问她，如何教出那样优秀的成绩时，她说，让每一个学生将书上的知识点都过关。经历过基层教育的先生们都能体会让每个学生过关背后的付出和艰辛。我只记得，经常放学后，她都会将那些“后进生”留起来，一个一个地辅导他们做作业，常常快天黑了才回家。
还有一位老师，是我的长辈，我叫他大爷爷。他也是快到退休年龄，才实现“代转公”。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旧学校拆迁后，新学校还未建成，他就将班开到自己家里，用自家堂屋做起了教室。他带着儿子，两个人抬着一百多斤木质长桌，从陡峭的山路上，一张一张地，像蚂蚁搬家一样，一步步挪动脚步抬到家里。那些山路是多么的危险呀，稍有不慎，可能就会跌下悬崖。他的儿子，最后磨得双手是血泡。当朗朗的读书声从他家堂屋传出，响彻乡谷的时候，我多想走进当时他的心里，看看他是怎么想的。
最让我难忘的事之一，是他坚持为乡里那些舍不得花钱在街上理发的邻里免费理发。三、四十年来都是如此。曾经一位乡民，瘫痪在床，他就去他家里帮他理发。有一年年三十，他还赶到对方家里帮忙理了发才回家吃年饭。这样的举动，一直坚持了二十多年，直到那位乡民去世。
尽管他已经七十多岁了，但他一直是那片土地最时髦的人。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港台的流行歌曲最早是从他家里的录音机里传开的。他也是乡里为数不多最早拥有黑白电视机的人。他的出行，从早年的自行车到后来的摩托车再到现在的电动汽车。
故事还有很多……这些平凡的基层教育先生们，正是我国千千万万普通教师的代表。他们的善举，给那片土地注入了文化的活力。那些不太标准的拼音，简单的算术，给还处于农耕末期的人们带去了希望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是大爱，超越了时代。
（文章由中华传统文化学院组织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