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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存生教授

每次路过老化学楼，我都会不自觉地抬头仰望一下三层，那里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当年办公的地方，西侧靠南最边上的房间是中心主任赵存生老师的办公室。有时驻足凝视，恍惚中仿佛他还在那里读书、看报、写东西，就特别想上去坐坐。

这个学期我的课恰好被安排在了地学楼，就在老化学楼的北侧，每次来上课停车时都要看一眼自己以前经常去开会或拜访赵老师的地方，心里多有感触，蓦然想到，赵老师去世已经 17 年了！在赵老师生前交往过的众多人中，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但作为一个普通老师和晚辈，我总会想起当年与他在一起的情景，内心感念赵老师对我的提携和帮助。落花时节易怀旧，就写篇短文纪念一下他吧。

一

1998 年 8 月，我由中央文献研究室调入哲学系工作。大约在 10 月初，有人通知我：“校党委副书记赵存生让你有空时去一趟他的办公室。”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自然也不知道他担任着这一职务。约定好时间，我就去了他在学校办公楼的办公室，是在二楼，外面是其他人员工作的大厅，赵老师的办公室在里头。房间不大，堆满了书和文件资料，显得很逼仄。他开门见山对我说：“找你来是想让你参加北大邓小平研究中心的活动。”他介绍说，这是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成立的跨院系、跨学科的研究机构，意在将北大从事马克思主义相关研究的老师（无论在职还是退休者）团结、组织在一起，发挥其学术影响力和群体效应。

当时由中心 12 位知名教授开设的专题课，不仅受到北大学生的欢迎，而且在社会上也引起强烈反响，得到中央领导的充分肯定，北大出版社则适时将讲稿付梓出版，短时间内发行量超过50万册，很是轰动。中心已经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但赵老师坦言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两个：一是核心成员年龄偏大，年轻学者很少；二是学术活动没有规范化、制度化。他说：“以后中心活动会比较多，教育部评估所要的材料也很繁杂，你就作为核心成员参加进来吧。”当他得知我是庄福龄老师的学生时，说：“‘文革’期间人民大学停办，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划归北大，庄老师来这里工作，我就与他认识了，现在他是中心的学术委员会委员和校外特约研究员，经常参加我们组织的活动。”

从此之后，中心每次有活动，办公室秘书小舒就会事先通知我。印象中每个月至少有一次常规性的聚会，如果有重要时间节点或者中央召开了会议还要临时多加几次。中心的办公室、图书资料室和研究人员办公室在老化学楼三层，大会议室则在二层。我们通常是在二楼开会，既有事先拟定好的议题，大家又可以借这些机会相互交流。主任助理白雪秋老师和我是“60后”，每次开会我俩通常是聆听大家发言，配合中心办公室的小舒、小陈等做些会务。大家在一起交流得很顺畅、舒心，我也见识了各位老师鲜明的个性和研究特点。同样研究马克思主义，尽管作为后辈，我在学术视野、研究思路、主要领域乃至思想观点方面与这些前辈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但我必须承认，他们是真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和纯正的共产党人。我写这篇短文，除了赵老师之外，自然也包含着对中心已经去世的先辈的缅怀之意。

在平时参加中心的活动时，我经常能感受到赵老师的关照。我自然不会多情地认为他只是对我一个人这样热情，事实上这是他多年来对下属和晚辈的一种习惯性的态度和作为。中心通常每年有两个重大课题，我刚参加活动时，由于职称和资历等原因不能单独主持，赵老师就从其他老师的课题中划出子课题让我承担，并明确将经费拨至我名下。我承担的子课题完成后，赵老师便介绍给北大出版社，同时要我申请北京市社会科学著作项目资助，他和黄枬森老师亲笔写了推荐信。后来，我的教授职称解决后，赵老师就让我独立承担中心重大项目了。

二

作为青年教师，除了教学、科研之外，生活方面的压力更大，主要体现在住房上。我初来北大时住在 44 楼筒子楼，环境嘈杂。妻子怀孕后需要安静的环境，我只好每天去图书馆看书、写作，有时还得与学生抢座位。赵老师得知后，说：“中心分配给老师的那几间办公室，我看他们也不常来，经常空着，如果你家里不方便，可以去那里看书和写东西。跟王东老师说一下，如果他同意，配把钥匙你就在他那个房间吧。”于是，我、白雪秋、小舒等成了中心“常客”。后来哲学系有了文献中心资料室，出于研究的方便我才搬走，但隔一段时间仍会去老化学楼，也常遇到赵老师。

孩子临近降生时，44楼的一间房不够住了。系里帮忙申请到靠近清华西门的 4—7 公寓两间房，与另一户合住。起初相处融洽，但孩子出生后，邻居的生活习惯影响了孩子休息。我多次交涉未果，向系里求助也没进展。有人建议找赵老师，我迟疑许久，才在中心聊天时吞吞吐吐地说起困难。赵老师让我写书面申请，以中心名义提交。他在上面写了大致如下的话：该同志是我们中心的后起之秀，科研成果突出，有很大的发展潜力。现在生活出现困难，看能否帮助改善一下居住条件。然后交给小舒送到房产部。不久，学校空出少量两居室，我以中心名义申请成功，搬到燕东园36楼。50 多平米的房子虽小，却让我十分满足。我去向赵老师致谢，他说：“没什么，青年人有困难帮助一下是应该的。”

三

此后不久，赵老师从校党委副书记的职位上卸任，退掉了校长办公楼的办公室，就来中心办公了。他几乎每天都在那里，主要精力也放在了中心的事情上。重点课题的申报、审批、研究、中检、结项和出版等都渐次规范化展开；每年的学术活动都事先做好规划、精心操办，特别是每年五四校庆日、马克思诞辰和逝世纪念日、十一国庆节前后的会议规模和影响都比较大。更为重要的，也为我亲眼所见的，是赵老师本人的研究工作也大大加强了。他非常关注理论动态，对重大的社会问题及其演变趋向有敏锐的洞察，在重要报刊发表了很多论文，先后主编出版了《理论创新与二十一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真理之树常青》《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专题研究》《与时俱进的理论探索》《邓小平与当代中国和世界》《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现代化》等论文集或著作。

我还注意到，他非常重视《光明日报》理论版上刊发的学术论文，说那些文章不是传统的宣传路数，而是有较高的学科意识和思想深度，作者的论证都很严谨，同时又避免了通常刊物上发表的专业论文的冗长、繁琐和晦涩。恰巧那几年我也经常在该报发表文章，我现在能回忆起来，赵老师至少专门与我谈论过他阅读《如何解读〈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光明日报》2005 年 10 月 18日）、《〈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文本学研究的视野内》（《光明日报》2006 年 8 月14日）、

《马克思文本研究的一般图景勾勒》（《光明日报》2007 年 4 月 10 日）、《〈资本论〉再研究》（《光明日报》2008年4 月 29 日）等文章后的感受。每次他都一开始就说：“我可是从头到尾一个字一个字认真阅读、学习了一遍啊！”还慨叹：“你的研究确实与前辈不同了，使我们大开眼界”。他甚至把那篇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章推荐给沙健孙、梁柱老师，为此，沙老师后来特地问我要了《批判与建构：〈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学研究》（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一书。

赵老师操劳中心的事很费时间、精力和心力，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身体健康。粗心的我们只看到他整日在辛勤工作，积极活动，却忽略了提醒他注意劳逸结合、定期体检。2008 年 6 月初，中心开了一次比较重要的会议，赵老师上午接待领导和专家，还在会上做了事先经过精心准备的发言（2008 年 6 月 26日《光明日报》以整版篇幅刊出了这篇一万多字的文章《民族精神——多难兴邦的精神支柱》）。按照议程，下午他还要主持讨论。但中午在农园吃饭时，他没有吃几口，就对旁边的王东老师说：“下午的会由你来主持吧，我身体有点撑不住了，得去医院看看。”谁知这一检查他就住进了医院，几天后更传来了不好的消息——赵老师得了很重的病，且已到癌症晚期。我和赵家祥、丰子义老师获悉后很快赶到医院。赵老师精神状态尚好，说学校领导很关照他，找了最好的医生进行了会诊，他就遵医嘱治疗吧。他感谢我们前来探望，还问起我们各自的工作，甚至谈到即将举办的奥运会。谁知病情发展很快，一个多月后，赵老师就带着对事业、同道和家人的无限眷恋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得知赵老师去世的消息，我与夏文斌、白雪秋老师和中心办公室小陈立即赶到蓝旗营赵老师家看望了师母。对于这个家庭来说，这真是如晴天霹雳，仿佛天塌了一般的打击，师母很长时间都无法从悲痛中摆脱出来。随后多年，每逢春节，如果她与家人方便，我都要去赵老师家坐坐。

四

尽管我与赵老师交往只有短短十年的时光，但对他的怀念并没有随着他的去世而消弭，相反，在自己工作中遇到困难、挫折之时，反而更为浓烈了。我会从心底生发出这样的感慨：如果赵老师健在，可以向他畅谈情况、征求他的意见和寻求其帮助，那该多好啊！

赵老师去世 10 年后的 2018 年，是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我在多年深入追踪世界学术前沿、广泛搜集文献资料和悉心解读内容的基础上，和学生合作推出了 12 卷本、近 600 万字的《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这是继黄枬森、庄福龄主编的 8 卷本、470 万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之后，国内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经典著作研究方面获得的重要进展，不仅在总篇幅上超过了后者，更在最新文献资料的吸收、研究方式的变革、文本细节的解读和思想解释的创新等方面取得了突破。当年我作为德国“马克思年”国际学术咨询委员会唯一的中方成员受邀携带此书赴欧参加了为期三个月的有关活动，此书在外国同行中也引起强烈反响。书出版后，在由赵老师的继任者杨河老师主持的中心的一次会议上，他让我对这套书的内容做了简要的介绍。这项成果也算是我对赵老师给予我的帮助和关怀的一种回馈和告慰吧。

赵老师去世后，中心改了名称，活动也逐渐减少。后来杨河老师也退职、退休了，前几年中心又搬离了老化学楼，我也就不再参加其活动了。

倏忽间，赵老师离开我们已经17年了；再过一载，我将进入花甲之年，至今在北大工作的时间也有27年了。这期间经历了很多事情，让人沉思和追寻在全球化时代真正的学者究竟该如何选择和作为、怎样才能体现北大精神的高洁和纯正；当然，在这之中，与赵老师的交往是最令我感到温暖、难以忘怀的一幕，将永远留存于我的心间！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