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先生以小说创作蜚声海内外，然而鲜为人知的是，他对中国书法亦有着鞭辟入里的见解。在他的眼中，中国书法具有独特而深邃的艺术价值与文化内涵：其一，中国书法是“一个非常高级的艺术”；其二，中国书法能够表现“书写人的境界”；其三，中国书法可以诠释“书写人的命运”；其四，中国书法是一门“不含罪恶感的艺术”；其五，中国书法不具危险性或是异端性，甚至有人还将中国书法看成“防止异端的方法”。
在王蒙看来，中国书法之所以能够归档于“高级艺术”的范畴，这是由于中国书法“笔画”“架构”“笔势”等“相对比较抽象”的缘故。中国书法历史悠久，凭借毛笔书写，将笔趣墨韵与文字造型精妙融合，形成玄妙多变、错综复杂的创作形式，成为独特的东方传统艺术。基于此，中国书法能够体现各个书法者的独特“境界”，催生出风格各异、气胜姿美的诸多流派。从王羲之书法的醇和酣畅，到颜真卿作品的雄浑苍劲；从李邕书法的刚健韵致，到褚遂良字迹的秀雅飘逸；从苏东坡书法的婀娜妩媚，到米芾书作的洒脱不羁，皆为明证。
王蒙认为，中国书法可以诠释书写人的“命运”“遭遇”“关键时刻的选择”。他的这种说法绝非凭空臆想。以明末清初文学家傅山为例，他初学赵孟頫，一学就会，可以乱真。进入清代，他对曾经降元的赵孟頫多有微词，立马改学颜真卿，且谓写字应当“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短短二十个字成为后代书法家的座右铭。此外，王蒙还提出“坏人写出好字”的观点，同样有着现实依据。比如宋代的蔡京，字就写得挺好。其时流传的“苏黄米蔡”原本指的是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京，但由于蔡京是个奸臣，人们便毫不犹豫地将“蔡”换成了另外一个书法家即“蔡襄”。又比如当代的康生，堪称能够与郭沫若比肩的善书法者，但由于他与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是一丘之貉，人们便对他不屑一顾。
王蒙指出，很多艺术，比如文学、绘画、戏曲，“离不开人的情欲”，或者“不可能完全避开人的情欲”，但音乐不一样，书法更不一样。“如果音乐是一个不含罪恶感的艺术，那么书法更是不含罪恶感的艺术”，理由是书法“是从更高层次上来表现人的精神”，人们“很难把许多教条用在书法里面”。他觉得中国书法“特别幸运，很少有人把书法看成异端，认为书法特别危险”。相反，有人甚至将书法当成“防止异端的方法”。比如《红楼梦》里的贾政。贾政教育贾宝玉的一个方式就是要贾宝玉写小楷，而且要求他写得非常多，以至林黛玉还给他做枪手，替他写。《红楼梦》第七十回有这样的描写：“谁知紫娟走来，送了一卷东西与宝玉，拆开看时，却是一色老油竹纸上临的钟王蝇头小楷，字迹与自己十分相似。喜的宝玉和紫娟做了一个揖，又说亲自来谢”。这“十分相似”的小楷便是出自林黛玉的笔下。这一段文字生动展现了书法在传统文化语境中的特殊作用。
而杨宪益、戴乃迭将此情节译为：Then to his surprise Zijuan came to give him a rolled-up package. When he opened it he found a number of sheets of old bamboo paper filled with small characters modelled of Zhong You and Wang Xizhi, exactly as he would have written them himself. Baoyu joyfully bowed his thanks to Zijuan, and went over in person to thank Daiyu.
尚不知面对杨、戴二位前贤的这种译文，通晓多种外文特别是英文的王蒙先生，将作何评价。信焉？达焉？雅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