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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六朝是中国古代杂传兴起并迅速走向繁盛的阶段。此间，杂传突破了正史列传的束缚，既载“史笔之所不及”（《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五，第5649 页），又育传奇之虚构，于文史交汇处见证了汉魏六朝时期传记文学的独特样貌。然杂传概念界定模糊，文献散亡严重，致使学界研究成果零散，难以实现突破。熊明教授新著《汉魏六朝杂传叙录》（后简称《叙录》）的问世，无疑是对该学术窘境的有力回应。《叙录》于 2024 年 2 月出版发行，是熊明教授所主持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杂传叙录、整理与研究”重要成果之一，融汇《汉魏六朝杂传研究》《汉魏六朝杂传集》之所得，厚积薄发。全书分上下两册，文字七十五余万，起西汉之始（公元前 206 年），讫隋亡（公元 618 年），囊括此间各类杂传。对历代辑存及散佚文献进行搜集整理，力求还原汉魏六朝杂传之全貌。如此巨制鸿篇，尽显学术之匠心。作为熊明教授的学生，我为有机会拜读老师新作而倍感荣幸。借此契机撰写书评，或有诸多欠妥之处，恳请批评指教。

一、赓续传统，创辟叙录撰作新径

西汉刘向校理宫廷藏书，撰写内容提要，“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汉书》卷三十，第1701 页），汇编成《七略》（即《七略别录》），孕育了叙录体例之雏形。经目录学发展沿革，叙录体日臻成熟，诸如班固《汉书·艺文志》、阮孝绪《七录》、元行冲等《群书四部录》、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杨士奇等《文渊阁书目》、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等，历代皆有其作。基于传统叙录规范，今人拓展视角、丰富内容、创新方法，使叙录体例获得更为宽阔的应用空间，推动后世文献学的发展。如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杜桂萍等《清代杂剧叙录》、赵荣蔚《唐五代别集叙录》等皆为叙录体在新时代语境下的生动实践。及至《汉魏六朝杂传叙录》问世，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例言》中提及：“叙录者，既录其本来之传名、作者、篇目、卷数与传主简历，亦叙其历代之著录、刊刻、版本、流传与递变，又考辨其撰述手法、艺术特征、影响及历代相关之评价。重在勾稽资料，条理源流，辨证真伪，厘定正讹，发明得失。排比先贤高议，陈列时贤新论，亦间加阐析，略陈己见，以论考其历史地位，非徒事罗列资料而已。”（《汉魏六朝杂传叙录》例言，第 1 页）纵观全书，凡所列杂传，篇名之下皆以其存佚、撰者、卷数等基本信息开篇，若有别名，亦另做说明。正文列著录补录情况、作者传主生平、版次佚文所在、佚文次第真伪、传叙品格特征等。与此同时，《叙录》亦注重建构杂传文学理论。于各篇文本的陈列之中，规范杂传概念与类别，如依据《隋书·经籍志》“杂传”之称阐释命名依据，确立独立的杂传著录标准，将史志书目杂传类摘出。又梳理宏观发展脉络，强调不同时间断限之间杂传的前后关联，凸显沿革踪迹。如详叙两汉杂传《燕丹子》作为“古今小说杂传之祖”“小说家之初祖”，对后世杂传小说创作所产生的范式意义。使读者在览阅过程中，逐一确立起对汉魏六朝杂传文体的全面认知。可见，作为一部全面系统的杂传研究工具书，《叙录》并未陷入单纯堆砌资料的窠臼，而是通过研究具体作品的特征、价值及演变，总结杂传整体的嬗变趋向，为学界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其工具性价值，亦为研究者提供了详实的文献资料和理论参考，极大便利了后续的汉魏六朝杂传研究。

二、稽古钩沉，奠定文献治学之基

《隋书·经籍志》将杂传定位为“史官之末事”（《隋书》卷三十三，第 982页），与杂史、旧事同为野史杂著一类。尽管“相继而作者甚众，名目转广”（《隋书》卷三十三，第 982 页），作品数量种类丰富，却散佚严重。现存文本多为后人辑录，内容错讹缺失，参差不齐。《叙录》力求重现汉魏六朝杂传之全貌，不仅开展了规模庞大的辑佚工作，还引证先贤时贤之议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校雠通义》卷一，第 1 页），以证杂传文本的历史地位。如对《燕丹子》成书时间的考证，历代学者看法不一。熊明教授“排比先贤高议，陈列时贤新论”（《汉魏六朝杂传叙录》例言，第 1页），从西汉司马迁，宋元马端临，明清胡应麟、宋濂、孙星衍、周中孚、李慈铭、马骕，到近现代的鲁迅、霍松林、余嘉锡，至李剑国、罗根泽、马振方等今人学者，考索详尽。而后考辨歧疑，阐明己见。针对学界以对比文字异同来判定成书时间的方法进行考辨，采纳李剑国先生的观点，认为《史记·刺客列传》中《荆轲传》与《燕丹子》属于“事文皆异”（《燕丹子》考论，《古稗斗筲录——李剑国自选集》，第 218 页），不可同一而论。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阐明李剑国先生之论，明确《燕丹子》大约成书于秦汉间，补充说明《汉志》著录古书不全的可能性。此外，亦有对撰者之考证。如《汉孝武故事》作者，向有班固、王俭、葛洪三说。魏晋间，《汉武故事》已有流传且云为班固所作，后《崇文总目》《宋史·艺文志》等书目皆载为班固所撰。刘弇校跋为“班周”，然属讹误。唐张柬之《书洞冥记后》、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又云为王俭造，及至明清，亦多认同张柬之之言。另有清人孙诒让依据葛洪《西京杂记跋》，断定《汉武故事》为葛洪自造而依托班固。余嘉锡则以为是葛洪作，王俭更作。熊明教授以三者皆疑，班固之说已为《资治通鉴考异》所驳；王俭与葛洪之说生平时代相悖，故更不可信。时或从《汉武故事》文中寻得蛛丝马迹，认为作者当属汉成帝时人。可见古人增益古书之事极为常见，故不可据此判定成书情况，亦无法确认其真假。

三、开拓视域，重估杂传文史价值

“杂传多为正史编纂所取材，兼及丰富的野史、琐谈、小说家言；在描写上则较正史记载更加文采斐然，趣味横生。”其特有的小说品格，使之游离于正史列传之外，成为后世志怪传奇小说的重要源头。熊明教授自投身传记研究开始，便始终关注这一特性。突破传统史学研究的局限，文史互参，以跨学科视角重新看待杂传文体。

熊明教授基于杂传最基本的文体特征，如列传之体、叙事艺术、传人手法等，以详细的笔触阐释了汉魏六朝杂传所普遍具有的小说化倾向。例如，刘向所作《孝子传》，多记录汉代孝子故事，“其事往往出于事理之外，离奇虚诞”（《汉魏六朝杂传叙录》，第 140 页）。《叙录》条列所存佚文，有舜、郭巨、丁兰、董永四人。民间广为流传的董永之事，多源自《孝子传》。经过抄录转载、改写增饰，各类版本滋生，内容愈加详尽委曲。且对后世小说戏曲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如宋元时期话本戏文，明清传奇小说等等，常取之为原型，通过增设删改，在不同时代焕发新的生机。

《叙录》以跨学科视角研究汉魏六朝杂传，不仅使之摆脱了史学附庸的角色，获得独特的文体意义，还赋予杂传观照社会文化的现实价值。承接上文，董永其孝，感天动地，织女乃降，属于孝子故事中的“感天偿债”（《略论孝子故事 中 的“孝 感”母 题》，《文 史 哲》2014年第 5 期）一类，具有鲜明的时代文化特征。在儒家“天人感应”思想体系之下，追求孝道已不只是纯粹的美德品行，而成为彰显天意、天人沟通的渠道。董永因卖身葬父，引上天垂怜，遂派织女下凡相助，彰显了孝得福报的伦理观念和价值取向。可见，董永故事的构设，虽离奇虚诞，却属作者别出心裁，有意为之。其动机，自当与儒家所推崇的“天人合一”思想相关，是对汉代思想文化特色的另一种体现。

熊明教授采取兼文兼史的跨学科研究视角，进一步丰富了杂传的文体意义与文化价值。从史学视角梳理其演变流传，从文学视角剖析其艺术特色，文史交织融合，为杂传文本的多元解读创造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叙录》所考，全然不止于此。篇幅有限，只可略论。但学术价值，不可估量。中华书局授予此书“2024 年度古籍文献类十佳图书”荣誉称号，对其地位与价值予以深刻认可，彰显了此书在古籍文献整理领域的标杆意义。熊明教授以“不今不古、亦今亦古、古今结合”（《文言小说的理论研究与基础研究》，《文学遗产》1998 年第 2 期）之方法，将叙录体例与现代研究融会贯通，既钩沉索隐，辨伪存真，力求重现汉魏六朝杂传全貌，又抽丝剥茧，追根溯源，追求构建成熟杂传研究体系。其所注书中之心血亦可见一斑，二十余载坚定不移的学术追求，精益求精的研究精神，严谨审慎的治学态度，筑就了这部连接古代文献与现代学术的桥梁，犹如中国古代传记研究领域的一颗璀璨新星，照亮了求索之人的路。吾辈求学入门，当以熊明教授为楷模，于漫漫长路中上下求索。

（作者系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2024级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