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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4年《农业机械化促进法》实施以来，我国农机装备发展通过“市场—政策—技术”三重力量协同驱动，实现了装备突破、产业升级与机械化水平跃升，有效保障了粮食安全。具体来说：

一是市场驱动：劳动力转移催生刚性需求。2003至2023年，我国第一产业劳动力减少1.93亿人，农业用工成本攀升倒逼机械化替代。跨区作业、农机托管等社会化服务模式创新适配“大国小农”基本国情，目前已形成全球最大农机服务市场，2023年我国农机跨县域作业面积达3亿亩，农机专业合作社作业面积近10亿亩，农机全程托管服务面积达5亿亩。

二是政策驱动：顺势而为的政策支持助推农机化高速发展。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22年，资金规模从2004年的7000万增至现在每年220亿元左右。中央政府还出台了农机报废更新补贴政策、保护性耕作补贴政策等系列支持政策。这些政策的出台，大幅降低了农户购机成本、使用成本，极大地催化了农机化的快速发展。

三是技术驱动：跨界融合激发创新动能。潍柴动力、中联重科等工程机械企业跨界入局，推动动力传动系统升级；大疆、极飞、华测等信息技术企业赋能农机行业智能化转型，研发了新的农机产品并开拓了新的农机作业场景。通过多领域跨界融合，中国农机行业正从“政策驱动”转向“技术内生驱动”，为农机装备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

由于市场、政策和技术的三重驱动，近年来我国在装备研发、农机工业、农机应用等方面均取得了较大成就。具体来说：

一是农机装备出现大幅度技术升级，装备整机和零部件均取得重大进展。2004年，我国农机工业技术水平还相对落后，拖拉机制造以100马力以下的机械换挡拖拉机为主，市场上成熟的小麦机机型只有单一的“新疆-2”，水稻机市场被久保田、洋马、东洋等外资企业的半喂入联合收割机占领，玉米联合收割机以背负式、摘穗式为主，且质量极为不可靠，甘蔗联合收割机、采棉机、打捆机等均处于我国农机工业空白领域，市场拱手让于欧美农机巨头。时至今日，我国已经在打结器、液压机械无级变速器（HMT）等关键零部件领域取得突破，大马力混合动力变速箱实现弯道超车，340马力无级变速拖拉机、10行籽粒直收玉米收割机、6行棉花收获打包一体机等一系列产品取得突破，部分产品处于国际领先地位，粮棉油关键环节农机装备应用领域国产化率多在90%以上。这些成绩里面当然也有我们江大的贡献，如高性能谷物收获机械、采棉机、混合动力拖拉机等。

二是农机工业爆发式增长，实现了从规模扩张到质量升级的跨越。目前已形成潍坊、洛阳、镇江、重庆等为中心的农机产业集群，规模以上企业超2200家，总产值从2004年的896亿元增至2022年的3000亿元，形成了全球最完整的农机产业链。

三是农机装备应用水平大幅提升，有效支撑了我国重要农产品供给安全。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从2003年19%跃升至2023年74%，提高了55个百分点，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收获机械化水平均达到90%甚至接近100%。农业机械化水平的发展，支撑农业劳动力减少53%背景下，实现粮食增产61%、肉类增产51%、果蔬增产超50%。

虽然农机化发展取得了较大成绩，但目前还面临市场驱动力减弱以及资源禀赋约束、技术短板约束和部门协同不足约束等三重约束。具体来说：

一是市场驱动大幅度减弱，主要农业机械进入存量竞争时代。2004年以来，依靠农业劳动力大幅度转移带来的农机市场高速发展的驱动力已经不存在。粮、棉、油农机市场已经进入存量竞争阶段，传统产品需求趋缓，果蔬茶机械等细分市场体量较小，研发回报率低，企业面临“红海”竞争与创新投入双重压力。

二是大国小农的资源禀赋约束更加凸显。全国劳均耕地面积仅11亩，绝大部分地块较为细碎，就算是江苏平原地区大部分地块也不足5亩，而欧美单个地块多为数百亩，这导致我国农机作业更多浪费在转弯掉头和田间转移等无效时间上，效率低下。例如，我们和美国小麦机械化水平都是100%，但我们每亩小麦的人力成本是美国的10倍以上，资源禀赋约束严重制约了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

三是技术约束仍然存在，部分关键零部件仍然依赖进口，前瞻技术储备不足，部分领域无机可用、无好机用。主要表现为：高端农机的传动系统、电控系统仍然由外资企业供应，国产的农机专用传感器集成化程度、可靠性程度、智能化程度与国际头部企业存在较大差距，农业机器人、工厂化农业等前瞻技术储备不足，AI技术、数字孪生等前沿技术与农机装备结合还停留在实验阶段，果蔬茶等经济作物领域采收环节技术供给存在大量空白，国产农机质量可靠性整体偏低。

四是制度约束导致了资源配置错位，部门职能条块分割导致农机与其他关键农业生产要素存在不匹配不融合问题，特别是农机农艺不融合、农机农田不融合表现突出。如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这类与农机融合程度非常差的农艺成为国家农业主推技术并短时间大面积推广。没有人引导企业去研发适宜丘陵山区羊肠小道奔跑的汽车和高铁，但却要引导企业研发适宜缺乏机耕道的细碎地块的小农机。

针对当前农机装备发展面临的市场驱动弱化与“禀赋—技术—制度”三重约束的叠加挑战，我认为应该打造“经营规模+服务规模+三产融合”的联农带农新型经营体系以突破资源禀赋约束，构建“自主可控+前沿引领”的创新体系以突破技术约束，推动“要素协同+政策重构”的治理改革以破解制度约束。

在全球农业竞争格局加速重构的背景下，中国农机装备发展需要把握“三个转变”：市场格局从内需主导向双循环转型，创新范式从追赶转向引领，供给模式从装备供给向系统服务升级。通过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推进多要素系统集成创新，中国有望在2035年建成全球领先的智能农机装备研发制造体系，为建设农业强国提供坚实的钢铁脊梁。

我相信，在这个农机装备全程全面占领全球制高点的关键时期，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一定可以为国家农业现代化作出江大贡献。

（作者为中国农业装备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