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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成毅

我在历史学院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阶段，均师从金普森老师。学业完成以后，更与导师保持密切的联系和交往，前后受教诲近四十年，学缘的传承中，充满着深厚的恩情与亲情。

金老师是我结缘杭州、结缘历史教学和研究的学业导师、人生导师。1981年我从晋西北的神池县考入山西大学历史系读本科，“大二”时就拿定了考研的主意。我们当时的《中国现代史》课程使用的教材，正好是南开大学历史系魏宏运教授主编、杭州大学历史系金普森老师等担任副主编的《中国现代史史稿》，于是，我便贸然给金老师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报考杭州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想法。金老师很快回了信，告以考试的科目和主要参考书目，并加以鼓励。我和金老师的交往由此开始。

我顺利通过了1985年杭州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5门初试课程，成为具有资格复试的唯一人选。可能打那时起，金老师就把我当成自己的学生了。他后来告诉我，考虑到我从太原去杭州参加复试，既舟车劳顿，又要支付不少费用，于是想了一个非常奇特的复试办法，他将复试的卷子挂号寄往山西大学历史系，委托他们代为复试。山大历史系按章办事，为我单独准备了一间教室，让我在规定的时间里做复试卷子。

1985年秋，我如愿来到杭州大学历史系报到，成为金老师指导的第二名硕士研究生。金老师当时担任历史系主任，课后我有时到他办公室求教，有时也会到他在体育场路的寓所。在金老师的指导下，我的学术视野渐开，学业也渐长。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写的是《南京国民政府裁厘改税述评》，答辩时，金老师请了时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许毅先生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读研期间，金老师常从国外或国内名校请一些专家来系里作报告，这使我有机会认识和接触学界不少知名学者。

1988年夏，我硕士研究生如期毕业，当时国家虽已不包分配，但硕士生就业的选择余地很大。在我人生的这个重要关口，金老师建议我最好还是留在杭州，并推荐了好几处工作单位。经过反复思量，我听从了老师的建议，选择了有历史专业的杭州师范学院，即现在的杭州师范大学。我在杭州师范学院工作了三、四年后，金老师想调我回到杭州大学历史系任教，但因种种原因，动议搁浅了。

上世纪90年代初，市场经济的大潮也在高校涌动，“下海”一度成为时尚。我一度对是否留在高校继续教书感到极大困惑，甚至还应聘过外贸公司的业务员。正好在1994年，杭州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在金老师等努力下，获得了博士学位授权资格，金老师给我忠告，希望我不要离开高校，而且最好还是攻读一个博士学位。就这样，在金老师的鼓励下，我报考并被录取为杭州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也是金老师指导的首个博士生。

金老师当时正在做中国近代外债史的研究，我考虑自己在经济学领域没有什么学术积累，希望选择有关抗日战争史方面的题目做博士论文，金老师慨然同意。他认为人文学科的研究不同于自然科学，学位论文不必完全纳入导师的研究计划，应根据研究生的具体情况确定选题。在金老师的指导下，我选择了《中日间的战争赔偿问题研究》作为博士学位论文，在开展研究期间，金老师把我推荐给多位在抗日战争史研究领域的名家，希望我多向他们请教。我的学位论文写作进展得比较顺利，1998年1月获得杭州大学博士学位。在我学术成长的过程中，金老师除了指导我完成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外，还培养了我对浙江地方史的兴趣，由此开辟了自己的另一个“学术根据地”。

金老师临近退休数年间，我的好几位同事也相继成为金老师的博士研究生。其时，我在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主持工作，因此，金老师非常关心杭师大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建设，经常会推荐一些学界名流到杭师大讲学或开展其他学术活动。他也一直倡导和鼓励我们采取差异化的学科发展战略，集中力量开展“民国浙江史”的研究，在他的大力支持下，杭师大“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于2006年成为浙江省首批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金老师退休以后，我们留在杭州的几名博士生与金老师的联系和交往更多。金老师一度和师母共同致力于书画创作，经常将作品装裱起来赠送弟子，我得金老师“黄山迎客松”和师母“寒梅傲”各一幅，一直展挂于家中客厅。如今，睹物便会思人，细节难以忘怀：我爱人坐月子时，他赠以义乌红糠，孩子满周岁时，他赠以压岁“红包”。难忘和金老师在他家阳台上一起抽烟聊天的场景，亦难忘他拎起盛满义乌土浇酒的塑料桶递给我的场景……

（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