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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我收到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颁发给我的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纪念章”，心里难以平静地回忆起那个让人充满理想的年代。

1956年中央制定了令人鼓舞的国家12年科技发展规划，从13个方面提出57项重大科技任务，我们那一届高中毕业班的学生特别兴奋，都想争当向科学技术进军的排头兵。第二年，我考入大学原子能专业，那是当年年轻人最为向往的专业。六年后我被分配到二机部 （中国核工业集团的前身）下属单位工作。我热爱我从事的原子能（核）事业，工作也很努力，但是60年后接到纪念章，问问自己对我国的核武器以及民用核工业有什么贡献，那可是沧海一粟，渺小得很。回忆之际，有件小事却让我感叹而聊以自慰。

那还是我当学生的时候，刚二年级，1958年秋天，教育部和共青团中央在北京联合举办了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展览会”，我受命先去参加筹备工作，后来担任展览会入口第一个展馆“综合馆”的讲解员。在筹备阶段，我的任务之一是制作土铀厂模型。其原型是我们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建成不久的简陋而具有“推广价值”的一个土里土气的小工厂，它能从铀矿石生产粗制的核燃料初级产品。为什么要把它放上展台呢？因为它非常符合这次展览会的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主题。发展原子能事业，早日造出我国自己的原子弹，是我们的国策。六十多年前，我国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还比较落后，如果能在矿区附近处理矿石，用简单的设备和方法把它们转化成重量减轻百多倍的铀浓缩物“黄饼”，那就能大大减轻运输和后续加工的负担，而且能把储量小而分散的矿点充分利用起来。这便是土铀厂设想的由来。

1958年在“大跃进”形势下，大炼钢铁运动席卷全国；全民办这，全民办那。如果打着清华大学旗号的土铀厂宣传开来，至少在南方几个省会获得迅速推广。我对我自己接受的展览会任务从一开始就是十分认真尽责的。

展览会正式开幕前一天是预展，中央首长和党政各部门负责同志来了很多，他们对于全国大中学校（甚至小学）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所取得的众多成绩表示赞赏。开幕第一天，人山人海，我们这些讲解员有点招架不住了。下午，来了一批珍贵客人：十来位苏联专家。他们有两位翻译陪同，偶尔问个问题。来到土铀厂模型前面，我给他们解说之后，问题来了，我回答之后，又来了新问题。听得出来，他们当中至少有一两位核材料工业专家。后来提出的问题聚焦在如何防止核污染，例如怎么处理废渣、废液等等。我这时虽然强作镇静回答问题，但内心已经感触到真正问题所在了。而那些苏联专家们显然不满足于我的回答，他们通过翻译向我提出，希望去清华大学参观这个土铀厂。

苏联专家的质疑让我开始清醒，虽然我还没有马上认识问题的全部，但已经感觉到土铀厂土得不科学，恐怕不能当作一项成就来宣传推广了。这不是小事！我下班后回到学校，首先去找到我的直接领导———我们工程化学系的党总支书记滕藤同志 （他后来曾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科技部副部长，国家教委副主任等职），向他汇报了展览会情况，着重报告了苏联专家对土铀厂提出的相关问题和他们想来实地参观的要求。滕藤同志很在意地听了我的汇报，还表扬了我几句。

第二天，我继续当我的讲解员。又过了一天，下午，展览会接到上级通知，撤掉了土铀厂模型和摆在一起的图板；校内的土铀厂也被清理一空；报纸上再没见过土法炼铀的宣传。这件事，从头到尾时间不长，人物不多。我是人物当中最小的一个：刚进入第二个年头的穷大学生。而且，我这个小人物在这件事当中并没显示什么能耐，只是实事求是地按规矩办事而已。这件事的结果是让我辛苦制作的土铀厂模型跟真实的土铀厂一起消失，而后者的消失是一件大好事，它避免了放射性污染可能造成的巨大损失和灾难。这件事就结果来说，应当归功于苏联专家、滕藤同志和中央领导。而我，只是偶然有机会参与了这个过程。由于这件事的结果意义重大，所以，回想对核工业的贡献，就我自己而言，我觉得我其他有点光鲜的成绩，还比不上我当讲解员时做的这件小事情。

回忆这件事，还让我回归到一个根本问题：实事求是。这四个大字深深刻在中央党校的迎门基石上。它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和宗旨。我是理工科出身的，搞科学技术，如果不实事求是，除非骗人，连门都没有。干其他各行各业，也都必须实事求是。说到底，做人就得实事求是！我已是耄耋老人，这辈子跟家人、同学、同事、朋友一起做了许许多多事，有的开始做错了，后来改过来。只要实事求是，服于科学，服于真理，善莫大焉！

杭瑚，原青岛大学化学系系主任、退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