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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师生科研场景（资料图）
第九教学楼（资料图）
卫津河畔东门（资料图）


我于1960年考入天津大学，1965年毕业后在学校工作。读书时，我住在18斋———那里大概相当于后来留学生公寓的位置。当时，天津大学与南开大学之间，有一个很大的湖。炎炎夏日里，湖边绿树成荫，那个湖是我们学习之余游泳的乐园。现在回忆起来，在学校里有几件事令我至今记忆犹新。义务劳动———用泥填出北洋广场那时经常有全校性的义务劳动。60年代初，学校仍在陆续建设中。我上学期间，轰轰烈烈的义务劳动就展开了，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参与了。比如，学校要建土坯围墙，从和泥到脱坯，从搬运到垒墙，都是由同学们自己完成的。当时的第九教学楼前没有北洋广场，那里还是敬业湖的一部分。从一些老照片中，可以看到当时的九楼前的情景。为了增加部分陆地面积，我们从学校西面的大坑挖泥，填充了敬业湖的一部分。挖泥的地点大概在现在水利馆及以西的地带。因为泥比较多，我们弄来了小铁轨———类似煤矿用的那种铁轨———还有小车，从坑里运泥，也有人用挑子挑泥。大家干劲冲天，每天欢声笑语，还喊着号子，填上了部分敬业湖，修建了现在的北洋广场。学校10楼后面有一条小路，当时还是一条土路，一下雨就成了“水泥”路，泥泞难走。学校组织大家义务劳动，我们都参加了，按照比例搅拌好水泥，把这条小路变成了真正的“水泥”路。实习趣事———去对了地方盖错了被1960年代虽然艰苦，但大家的学习气氛十分浓郁。每年夏天，学生们都要到农村去做“三夏”（夏收、夏种、夏播）和“三秋”（秋收、秋播、秋种），大家自己动手拔麦子、割稻子，自己起火做饭，睡在大土炕上，对农村生活有亲密的接触。当时的实习分为认知实习、生产实习、课程实习、毕业实习。每个实习由15天到1个月不等。大学生综合素质比较高，对于一些工作，在师傅的耐心指导下，很快就可以熟练地掌握了。我们从“打小活”开始，没多久就能“盯班”，做正式的工作了。天津大学机械系的实习有几个“定点单位”，比如洛阳拖拉机厂、长春一汽等。每次实习，大家住在“大通铺”，十分热闹。我们班有45人，毕业实习一个单位安排不下，最后确定一部分同学到长春，一部分同学到上海。因为实习时间还是冬季，所以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御寒。大家商议，长春很冷，上海相对温度高一些。而班里同学南方、北方的都有，所带的被子薄厚不一，大家决定采取“配给制”，把同学的厚被子集中起来，由去长春的同学用；薄被子集中起来，由去上海的同学用。到了实习地，大家发现事情正好相反：长春由于冬天比较冷，供暖情况反而良好，室内温度比较高，穿衬衣就可以了，厚被子捂得同学们直冒汗；而上海地处南方，冬季没有暖气，屋里却十分寒冷，同学们盖着薄被子，冻得够呛。至今回忆起来，大家都还为当初的这个“错误决定”而哈哈大笑。“学雷锋”———45种笔体的笔记本1963年3月5日，毛泽东主席亲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学雷锋运动”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天津大学是青年人集中的地方，“学雷锋运动”自然不甘落后。各个方面都涌现出了很多的好人好事。比如，有人自己的衣服脏了，为了洗着方便，早晨就用脸盆泡上，放在水房里；可是等中午来的时候，经常会发现自己的衣服已经被洗好了，挂在水房里，却不知道是谁做的。大家彼此相处都很融洽。上大学时期，同学们之间的纯真友谊始终让我们怀念。其中一件事每次想起，都令我感慨。大学三年级，我们班有一门金属热物理课，大家都很认真地准备。眼看还差一周就要考试了，一位叫汪国君的同学的笔记本说什么也找不到了。当时这门课的考试，并不是照本宣科，老师是按照自己的讲义讲，再开列一堆参考书，大家课后研读。考试的时候，有的课程是采取口试的方式的。事先老师出题，然后大家抽签，准备好后，考生轮番进入考场，接受三位老师“三堂会审”，考生需要根据抽到的题目进行回答。这样的考试中，笔记就十分重要了。眼看就要考试了，这个时候丢了笔记本，汪国君同学怎么能不着急呢？全班同学们一商议，决定分出章节，每个人从自己的笔记中抄一部分，集合在一起。很快，汪国君同学又拥有了一本新的笔记，上面留下了45个人的笔体。就是在这样的帮助下，汪国君同学顺利通过了考试。这样的笔记本如果能留下来，应该是很有纪念意义的了。“自然灾害”时期———挖野菜闹肚子19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单方撕毁合同，同时向中国逼债，加上自然灾害，使得全国不得不开展“节粮度荒”活动。当时还有一种“增量法”做饭，就是想办法让原来体积不大的食物，如馒头等，变得特别多，特别大。班里组织同学们到团泊洼的一个叫做大白庄的地方挖野菜———当地叫做“马曲菜”———回来把野菜洗干净后，加上玉米面，做团子。没想到，不少同学吃过后上吐下泻，闹了肚子。当地的老乡知道后说，这种野菜不是不能吃，但必须得先在阳光下暴晒，然后吃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