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内容

（1902———1988）


　　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理解“人”。
　　这十六个字最初出现在沈从文未完成的遗作《抽象的抒情》中，时值1961年。那时的沈从文，离文坛已经有些“遥远”，离“文物”却很切近。然而，遥远和切近只是客观呈现的生存状态，内心世界的潜流却依然是汹涌的，潜流的内核便是他一生企求的人性。这个“乡下人”思索的“自我”性和时代宣扬的“无我”性如此格格不入，以至于他的缺乏理解和孤独寂寞成为必然，但他却并不因此失去自信和尊严。这些文字在它们产生时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直到它们被镌刻在他的墓碑上之后，才不断地引发瞻仰者作向死而生的静思默想。
　　沈从文的人生有太多的传奇色彩，这种传奇色彩被他的学生汪曾祺很精彩地勾勒出来：
　　高尔基沿着伏尔加河流浪过，马克·吐温在密西西比河上当过领港员。沈从文在一条长达千里的沅水上生活了一辈子。二十岁以前生活在沅水边的土地上；二十岁以后生活在对这片土地的印象里。他从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城，怀着极其天真的幻想，跑进一个五方杂处、新旧荟萃的大城。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就想用手中一枝笔打出一个天下。他的幻想居然实现了。他写了四十几本书，比很多人写得都好。
　　50年代初，他忽然放下写小说和散文的笔，从事文物研究，写出像《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样的大书。
　　他的一生是一个离奇的故事。
　　在汪曾祺笔下，沈从文的“离奇”故事中有三个重要元素：一是水，二是城，三是笔。
　　水是沈从文的生命之源，是他人性探求的起始。他的出生地离美丽的沱江很近，他幼时经常从私塾逃学去和溪水亲近，他爱站在大桥上看大水，他当兵时游走于一条长河，他在海边孤独地体验着爱与死。他反复诉说着水和他的生命的种种因缘：“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部分都与水不能分离。我的学校可以说是在水边的。我认识美，学会思考，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从文自传》）“檐溜，小小的河流，汪洋万顷的大海，莫不对于我有过极大的帮助。我学会用小小脑子去思索一切，全亏得是水。我对于宇宙认识得深一点，也亏得是水。”“我有我自己的生活与理想，可以说是皆从孤独得来的。我的教育，也是从孤独中来的。然而这孤独，与水不能分开。”（《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在他的散文里，流淌的是千姿百态的水；在他的小说里，水边的人物最是让人心醉神迷。“上善若水”，沈从文心领神悟并骛游八极。
　　城是沈从文的生命之脉，是他人性探求的驿站。他从偏僻闭塞的小城凤凰出发，抵达五方杂处、新旧荟萃的大城北京。小城虽小，却有他永远挥之不去的原生态的迷恋；大城虽大，却依然无法抹去他“乡下人”的倔强习性。在他的生命中，凤凰和北京至关重要，上海、青岛、昆明同样不可忽视。五座城，构成他生命的基本脉络，其余的地理空间，似乎未能在他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他在五座城里都留下可供后人不断传说的故事。他以自然之子的形象让湘西凤凰最终成为中国最美的小城之一，今天探访凤凰的人大半是来寻找《边城》里的山山水水；在北京，他先是从一个“卑微”的文学青年成长为名副其实的京派文学中坚，后来又从一个著名的文学大家转化为博大精深的文物研究专家；在上海，他以小学毕业的资历被延聘为大学教师，虽然曾经一度让课堂沉默，但却燃起了熊熊的爱情之火，这样尴尬的课堂和这样执着的求爱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让人怀想；在青岛，他体验了挚友死亡之痛，也品尝了爱情果实之甜，同时看穿《八骏图》庄严背后的荒唐；在昆明，战争的烽火让他进入沉思冥想状态，回到生命本体和个体经验，看虹摘星，看云起云落，体悟“真正的美只能产生宗教而不能产生艺术”。
　　笔是沈从文的生命之魂，是他人性探求的利器。他用笔的起点很低，低到不会使用新式标点符号；他用笔的结果却很辉煌，不仅能作行云流水的文章，而且能使文字自身“婉若游龙”。他的文学作品、他的文物研究、他的书法艺术，都是他手中一枝笔创造出来的奇迹。这枝笔的“飞舞”始于“五四”精神的洗礼。为了让笔“飞舞”的梦想，他毅然离开衣食无虞的部队，只身来到北京，忍受着“饥寒交迫”的苦日子，在得风气之先的北京大学做旁听生，在窘困清寒的临时寓所潜心写作，他相信自己的笔有朝一日能和那些在文学革命中纵横驰骋的人一样，为重造社会出一份力。在抵达北京两年之后，他用手中的笔写下“生命的记录”和“旧日的梦想”，渐渐突破重围，得以闯入文坛，汇入了新文学的河流。汇入河流之后的他，希望能为自己的笔寻找独立游走的空间，于是就和朋友胡也频、丁玲开办了 《红黑》与《人间》两个月刊，月刊维持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他的笔触及的范围因此有了更广阔的延伸。除了写作办刊，一方大学讲台也让他的笔运转得更加自如，在上海中国公学经历初涉大学讲坛的尴尬之后，他逐渐明白他的笔比他的口更能赢得学生和读者，于是就有了以“下水作业”为中心的具有鲜明沈氏特色的 “小说习作”课，这种课堂最终使他成为新文学作家中最具文体自觉意识的人物。到了1930年代，这枝用来解剖都市人生、描写湘西风情、寻求健康人性的笔已经使他蜚声文坛，而在“京海论争”中坚守“文学的独立性”更使他成为一时的焦点。抗战爆发后，他的笔没有追随“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大潮，而是继续默默耕耘，在一种抽象的抒情方式中，表达自己对个体生命和民族命运的深层看法。当抗战胜利时，他希望用笔重造经典，并尽最大可能提携新进，可事与愿违，内战烽火再起，他在遭致猛烈的文化批判后陷入精神迷乱，以至于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作为生命之魂的笔这时是如此的苍白无力！待到精神危机过去，他再次启用他的笔，但写下的不再是水边和城里的故事，也不是对生命作形而上的思考，而是沉潜于文物之中，沉潜于中国历代服饰之中，寻找生命的另一种释放。临近生命终点的最后几年，他用笔描述的两种迥然不同的文章形态 （文学创作和文物研究）才又吸引了无数关注的目光。
　　水，城，笔，铸就沈从文生命的基石。在这基石之上，我们看到一个对政治无信仰对生命极关心的 “乡下人”，看到一个供奉着人性的“希腊小庙”。这个“乡下人”的小庙原本的主角是文学，后来的主角是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