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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老师一生爱热闹，似乎永远兴致勃勃，如今以如此静默的方式告别，谢绝众人送行，这让我很是感伤，能送故人最后一程，这常常是疗愈我们自己心中伤痛的一种方式。但这又确乎是“吴老师”的风格——“不给别人添麻烦”，始终是他恪守的人生信条。记得他曾多次南下过冬，每次从火车站归来，总是大包小包，在车站等很久的出租车，却坚决不让我们去接他。尽管我一再强调这对我不过是举手之劳，甚至拿出“编辑、学生、晚辈”的身份，他却始终婉拒。

学者的高度

吴铎老师是社会学领域的泰斗，对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学的恢复重建贡献卓著。他曾任中国社会学学会副会长，为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恢复重建的奠基人和领路人，也是上海社会学恢复重建的主要参与学者。

吴铎老师曾多年担任全国教材主编、上海二期课改教材主编等职。可能因为教材主编这个身份过于耀眼，所以著名社会学者的身份，反而知道的人少些。

2000 年左右，上海二期课改教材编写启动，我第一次见到了吴铎老师。初见时，我颇感惊讶——高中教材封面上的主编、母校的领导，竟是一位如此和蔼可亲的长者——我本有机会成为吴老师的硕士生。1991 年，大学即将毕业时，某日在校园偶遇教美学的刘辉扬老师，他对我说：“你的思辨力稍显不足，不宜再读哲学，不妨转向社会学。偏感性的文字将成为你的优势，或许能一直读到博士。若有美学的方向，我倒是愿意收你为徒。”他甚至热心地向吴铎老师推荐了我。然而，填报志愿时，我最终选择了哲学系，但听从建议，转向了与社会学相近的伦理学。

刘辉扬老师的判断是准确的。三年后，我从哲学的殿堂“落荒而逃”，乖乖地找了一份工作（他说有哲学慧根的那个师兄，后来果然成为“全村的希望”）。

然而，缘分使然，九年后，我终于能有机会在吴老师的指导下工作，我曾感慨：“这仿佛读了一个博士学位。”这一说法后来被教材组的同事们广为引用，而吴老师似乎也默认了我这个“没有编制的弟子”。

不知从哪一天起，吴老师家的地址电话已烂熟于心，在边界感特别强的上海，他在师大一村的家是一个特别温暖的所在，开心的时候，不开心的时候，甚至就是路过的时候，我都可以到他家楼下再打电话，问“吴老师我现在过去方便吗？”他说“方便啊”，我就说“我到楼下了，五分钟后上来”。接着就听见吴老师一边笑一边跟庄老师说，“小刘来了，有什么好吃的吗？”

尽管我未能真正踏入社会学的门槛，但吴老师治学的视野、方法与态度，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在我心中生根发芽，为我做选题策划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吴老师对社会学的贡献很多，比如曾在社会学恢复初期主持一项关于上海乞讨者生活状况的调查研究；又如，他是上海引入社工体系的积极倡导者。

在教材编写过程中，我们常一起去小饭馆或大排档简单地对付。吴老师对每位服务员都有他的“标准三问”：“你是哪里人？”“读书读到几年级？”“现在一个月挣多少钱？”

吴老师曾经说：“社会学不是实验室里的水晶球，是土地里长出的根系，所谓田野调查，就是看清叶脉的纹路，摸清土壤的温度。”眼中有人，心中有爱，这或许正是吴老师作为社会学学者的天然高度。

师者的气度

吴老师担任主编的教材编写组，堪称氛围最为融洽的团队。记得初进教材组，我被指定跟吴老师合作出一份样稿，交专家审定，全套教材的编写方能立项。看出了我的紧张和惶恐，吴老师跟我说：“就是要用新人、用年轻人来出样稿，这样才能打破原来的框框，做出一套有新意的教材。”吴老师还说，“我做了快 50年教材，终于有一个机会做一套理想中的教材了。”说这话的时候，吴老师整个人闪闪发光，现在回想起来，那真的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

这个来自五湖四海的集体，在吴老师的带领下，好多年忙忙碌碌，度过了一个个加班到深夜的日子。但这个教材组和编辑团队宛如一个温暖的大家庭。我们曾结伴出游，也曾激烈争论，但争吵过后，大家依旧会若无其事地围坐在大排档前，谈笑风生。

这些争论，既有内部的，大到课程顺序的安排，小到一个字的表达，甚至是一张插图的筛选。在这些时刻，吴老师总是以理服人，耐心说服大家。也有与审查委员意见相左之时，大家翻箱倒柜寻找依据。记得有一次，针对一个金融问题，吴老师甚至支持 Z 老师撰写了一篇长文，发表于某核心期刊。

尽管吴老师很早就是教材主编，但他始终坚持亲自动笔。每一册书，他都会亲自撰写一课。他解释说：“只有自己动笔，才能真正体会作者的辛劳，也才能更深入地了解这一代的学生。”

长者的温度

在作者中，吴老师大概是唯一一位称呼我为“小刘”的人。他总是面带微笑，将这个来自上个世纪的古旧称谓叫得格外亲切。这几天，翻阅网上的纪念文章，他曾经对我说过的话一句句萦绕心头：“小刘啊，每次见到你，庄老师（师母）都觉得像见到自己的女儿一般。”“小刘啊，我们要去香港听课，你去不去啊？”“小刘啊，你怎么会不认识人教的小贺主任和小富主任？我觉得你们老像了。”“小刘啊，不要给我纸质书，家里放不下了，而且字太小，能不能给我电子版？”“小刘啊，你答应过带我去清江玩的，什么时候安排呀？”……

去年春节，我捧着一大盆水仙去看望吴老师。他和庄老师特别开心，对着水仙拍了许多照片。吴老师感慨道：“看来清江是去不了了，庄老师走不了远路。”那天回家后，我查阅了许多清江的旅行攻略，想着如何安排飞行、包车、包船，带两位老人去看看吴老师心心念念几十年的清江。

几个月后，听闻吴老师病重。他在电话中坚决拒绝探视。去年一起在阳光下拍水仙花的日子，竟然成了最后一面。

吴老师家的客厅里挂着一张照片，是多年前在莫斯科拍摄的。照片中，吴老师与师母漫步在红场附近的小树林，阳光斑斑驳驳地洒在他们身上。吴老师抬头望着树上的叶子，庄老师则若有所思地凝视前方。我用长焦镜头定格了那一刻。

这张照片 ，便是我心目中岁月静好的模样，能在职场遇见这种种美好，是多么地幸运。

吴老师这么想去清江，我猜原因有二：吴老师的父亲毕业于黄浦军校，应该曾参加抗战，吴老师从小就读于“难童学校”，武汉保卫战之后，跟着学校从沔阳到宜昌，再从宜昌在民族企业家卢作孚的公司帮助下到达重庆，总算有了一张暂时平静的书桌。1978 年，卢作孚的孙女卢晓蓉参加高考。填报志愿时，她如实写了自己的家庭成分。本不抱希望，是吴铎教授因曾经受益于卢作孚先生，也敬重先生的爱国大义，心怀感恩，因此顶住压力，录取了卢晓蓉。另一个原因，潘光旦先生曾经考察鄂西的风土人情，一路记下了长江中游在那个时代的点点滴滴，潘先生曾经感叹过当地民风淳朴，惊讶于在那样一个物质匮乏的时代，当地几乎没有乞讨者。作为一个社会学学者，吴老师也许是想再去做一次田野调查？很遗憾，这件真的是举手之劳的事情，终究没能实现。

敬爱的吴老师，人的灵魂是如此轻盈，从上海溯江而上，经南京、安庆、九江、武汉、宜昌……到达三峡大坝附近，有一条小小的、波平如镜的支流，就是清江。

（作者系上海二期课改思想品德、思想政治教材特约撰稿人，曾任上海教育出版社副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