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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我第一次专程外出旅游，乘坐的交通工具是夕阳红专列。专列，听起来似乎高大上。当我进站上车时就明白了，这趟专列其实就是设施非常陈旧的绿皮慢车。

我想，已经十几年没有乘坐过这样的绿皮慢车，在高铁时代再次乘坐这样的列车，沿着几十年前走过、差不多已经忘却的老路，经过那些曾经上过车、下过车的火车站，仿佛故地重游，或许会浮想联翩，令人想起那些尘封已久的往事。

坐在停靠郴州站的绿皮火车上，我的思绪回到了20世纪80年代。1983年7月，我乘坐绿皮火车从郴州火车站下车，到郴州师专报到，成了一名高校教师，开启了我人生的新赛道。到今年，已过去了41个春秋。时光荏苒，仿佛在一夜之间，我的职业生涯已划上了句号，我的人生已开启了休闲模式。回想起来，令人感慨万分!

当看到栖凤渡站时，我的思绪飞到了1979年。这一年夏天，当过6年民办教师、25岁的我考上了大学。孟秋，46岁的父亲送我去上大学。他脚穿草鞋，下身穿一条宽大的短裤，上身像大多数农民一样没有穿衣服，只披了一条用来擦汗的长布巾。他挑着我的所有行李——一个破旧的简易红色杉木箱、一床旧棉被，一个黄色帆布袋子。一路上，父子俩有说有笑，不知不觉便来到栖凤渡火车站。我登上绿皮火车后，父亲仍站在月台上。直到火车开动，父亲的身影才逐渐模糊。而今，父亲已经仙逝，但父亲送我从栖凤渡站上火车的情景，至今仍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火车过马田站，勾起了我幸福的回忆。马田站，是我人生中到过的次数比较多的火车站。1977年，担任高中民办教师的我在马田站下车，第一次来到未婚妻当医生的地方——马田人民医院。大学四年，除了第一次上火车的车站外，其余的上车、下车都在马田站。1983年大学毕业，我的行李、书籍都托运到马田站。就是在这个暑假，我们领了结婚证。结婚那天没有请父母兄弟，没有请亲朋好友，没有婚宴，没有新衣；只贴了我撰写、书写的对联：妙手仁心造福民众，爱心绣口培育栋梁；横批：天作之合。当晚，为答谢本院赠送过脸盆、热水瓶等礼品的同事，我们买了点糖果请大家喝开水。如果这样也算婚礼的话，真的是移风易俗啊！重要的是，对于这样非常特别的婚礼，我和妻子、双方的父母都很高兴！

婚后，我们夫妻分居两地，我每周都要在马田站上车下车。那是一段非常艰难的岁月。儿子出生后，请了一个亲戚家的小姑娘来帮忙。一下子由原来的二人世界变成了四张嘴吃饭，生活非常拮据，买菜总选最便宜的。为补贴家用，妻子甚至不只一次地卖过血。那时妻子住的是单位分的一间十来平方米的小房。吃饭、睡觉、看书学习都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后来临时借了在同一层楼的一间小房，摆了一张简易木床，但没有桌凳。我的多篇论文就是在这间房里垫在棉被上写成的。那时马田非常缺水，我常与医院的职工或职工的家人一起排队等水。我常带一本书，边等水边看书。那时，我们对生活要求不高，即便寅吃卯粮，也没有抱怨过。甚至觉得，我们夫妻二人都吃国家粮、拿固定工资，已是很知足，很幸福了。

专列进长沙站，我的回忆既难忘，又美好。1979年孟秋，我从长沙火车站下车，在邓力平等三位师兄的陪同下走进了湖南师范学院，成了一名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本科大学生，用当时的话说，成了天之骄子。在这里，我刻苦学习，学校图书馆、湖南大学图书馆、中南大学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都留下了我专注读书的身影；爱晚亭、桔子洲头、湘江的堤坝也记得我与同学交流讨论的生动画面。在湖南师范学院，我成了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并作为优秀毕业生代表在毕业典礼上发言，被学校直接分配到郴州师专当老师。

长沙站，是我进站出站最多的车站。两次在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学术著作，一次在岳麓书社出版学术著作，一次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散文集，参加学术活动，担任省高级职称评委，参加省委省政府、省教育厅的会议，担任省社科优秀成果评审的评委、在湖南师大担任汉语言文字学硕士生导师等，大多都要经过长沙火车站。

火车到武昌站，我想起了江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和武汉大学。2002年农历12月24日吃过小年的午饭后，我和另外两位同事前往武汉，拜访教育部本科设置委员会的专家。在江汉大学，我向校长李进才教授汇报了我校创建湘南学院的各项准备工作以及迫切愿望，得到了李校长的充分肯定。李校长是湖南老乡，对我们格外热情。在华中师大，同样受到了专家的充分肯定和热情接待。只是这位老专家的姓名，我已不记得了，真是不好意思。夜幕降临时，我们又从武汉赶往到南昌，25日上午向南昌大学的专家作了汇报，也得到了令我们满意的意见。在拜访升本评审专家成风的当时，很多创建本科院校的校领导都要飞来飞去地拜访全国各地的几十位专家，而我校却只拜访了3位专家。这一次，我们忐忑不安地去，满怀信心地回。升本成功后，我到武汉大学出席中国修辞学会年会，还到过江汉大学参加学术活动。只因当时身不由己，来不及拜访李进才校长和华中师大的那位专家。

在邯郸站的专列上，我想起邯郸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上世纪90年代初，郴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决定实施“四·三”工程，以提高教育质量。我当时是学报主编兼高教研究室主任。因此，“四·三”工程的研究任务就落在了我头上。为了深入研究，我们决定去邯郸师专调研。大约是10月中旬，我与另一位教师从邯郸站下车，直奔邯郸师专。该校详细介绍了相关情况，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他们让我看到了“天下师专是一家”的真诚。不久后，我受命担任中文系主任，就没有再负责“四·三”工程了。

有人告诉我，专列进北京站了。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北京大学、中南海和天安门广场。1985年春暖花开时，我乘坐绿皮火车从北京站下车，到北大俄语系专修俄苏文学。为我们授过课的张秋华教授、李明滨教授、李毓榛教授、魏玲教授，至今还记得。特别是李毓榛老师，我的印象更加深刻。我那天刚走进北大校园，就邂逅了李老师。他主动用自行车托着我的行李，一直把我送到住地。至今，他推车送我的情景，还不时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在北大图书馆，我听过季羡林教授的学术报告；在未名湖畔，我悠闲地散步，还修改过我的学术论文《论冈察洛夫》。我更难忘我到过的中南海和天安门广场。在中南海，在毛主席住过的“丰泽园”门前，我拍照留念；在天安门广场，我激动地观看过升旗仪式。这些珍贵的记忆，至今仍清晰可见。

2011年，我从北京站下车，到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习。学习期间，我曾专程来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洽谈我的学术著作《走进字谜的艺术宫殿》的出版事宜。

在天津站的专列上，我想起了天津师范大学。为出席中国修辞学会年会，我到了天津师范大学。会议期间，著名修辞学家谭汝为教授到我的住地来看我。其实，我与谭先生只在复旦大学举办的中国修辞学会年会上见过一面，两人在休会期间有过短暂的交谈。他来看我，我很感动。几年后，他的侄女考上了湘南学院。开学时他送侄女来我校学习。我切实感受了“有朋自远方来”的快乐。只是他事先并没有给我打电话，并且第二天就要返回，使我们丧失了一次聆听学术讲座的机会。

专列停在哈尔滨站，我站在出站口，点上一支烟，想起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早在2010年，我在位于哈尔滨的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汉语教学论》，后来又出版了《字谜歌谣修辞研究》和本科教材《汉字修辞学教程》，还出版了散文集《印象世界》。2024年8月12日上午，当我走在哈尔滨中央大街之时，拙著《特色修辞学》的责编还跟我发送了关于该书三校稿的有关信息。看了这条微信，我是一点也不高兴。我与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签定出版合同至今，已过去8个月了，还没有拿到新书，怎么高兴得起来！

从郴州站到北京站再到哈尔滨站，我以前曾在沿途很多火车站上车下车，或因学习，或因工作，或因出书。这些火车站，在我人生的一些重要时期留下了我努力前行的足迹，记录了我奔波忙碌的身影。这些火车站以及与之有关的往事，都成了我值得珍惜的难忘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