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确定，我是真真实实动笔写过信的，那时我大致是处于一个手可以数得过来的年纪。
白天，爷爷奶奶要顾着家里的田地，读写信也就顺延到了藏在灶里的夜晚，点一支红色的蜡烛立在木案上，就着跳跃的烛光，这场活动由当时家中唯一识得几个字的哥哥主持。
信中写了些什么内容，我是记不得的，也许是找了份什么工作，或者是问候家人身体……我所记得的也就只有两代人在暖黄色烛光中炯炯有神的四双眼睛。
最后的写信环节当然也是哥哥的主场，爷爷奶奶叙述，他写，我就在一旁时不时地在信纸上用彩笔画上那么几道，很显眼，很满足。
我是真实写过信的。
后来呢，家中牵了线，有了一台老式座机，我也上了学。
每两周中总会有那么一个周五傍晚，向来爱到处疯玩的我早早地端坐在座机旁（除非碰到了村里放露天电影），那时我认为“叮铃铃”是世界上最悦耳的声响。
如果座机有思考的话，应该会无奈吧，毕竟它常常只能响上那么一声。而这一声足以让我赶紧叫来爷爷奶奶，而在爷爷奶奶赶到之前的一小段时间里，我就能与爸爸妈妈说上些许的悄悄话，悄咪咪地，无需开免提地。
除了接电话外，我也有打电话。
打电话的我穿着短衣短裤，赶往爸妈工作的地方，与他们小小地团聚。
和接电话一样，每两周一次，哥哥会领着我去楼下不远的一个小超市。“别有洞天”的小，这个超市与现代超市是有所不同的———最右侧有一排由磨砂玻璃隔开的五个小房间，我们叫它“电话站”。占一个电话站，拨下我手心微微晕开的号码，“嘟……嘟……嘟……”是我最不喜的声响，而“喂”的一声有着让枯木逢春的魔力。絮絮叨叨总会有结束的时候，等哥哥给上老板几元后，就可以回家了。
座机线圈让我们短暂相连。
智能手机的风潮渐起，裹挟走了奶奶房间泛黄的座机，神奇的是学校的座机设备日益完善。放假通知全靠它，我才得以能在下午两点吃上热乎的午饭。
不急的事件靠座机，紧急事件还得是智能手机。拿着老师那借来的手机，蹲在走廊的某个小墙角，将困境诉说给爸妈听。
如今上了大学，用的不再是座机，也不是借来的手机，小墙角也换到了阳台，但不变的是每周一次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