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路、中山公园、中山装，甚至中山陵、中山舰、中山大学、中山市，以及三月十二号的植树节。这些都与一个人有关———孙中山，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爱国主义者、中国革命的伟大先驱。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癌症在北京逝世，距今正好一百年。
跨越百年，孙中山的形象逐渐清晰：在领导民主革命的光环下，他身上理想主义与现实困境的交织、政治形象与人性温度的结合。
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时，孙中山的悬赏金额是1000大洋，二十年后暴涨到20万银元，但这位革命家始终保持从容，对这一切毫不在意。伦敦蒙难期间，清政府的诱捕弄巧成拙，反而为孙中山提高了个人名气，助力了革命思想的传播；在横滨中华街的狭窄阁楼里，孙中山与宫崎滔天的对话持续到深夜。这位日本浪人始终无法理解，为何眼前这个屡遭挫折的中国人仍然坚信“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1905年，在东京赤坂区黑龙会总部，当孙中山在同盟会成立大会上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时，会场里37名留学生中，有31人认为这个目标需要30年才能实现。但事实是：仅仅6年后，武昌城头的枪声就传遍了这个国家的东南西北，成为了插进清政府胸口的一把利刃。
辛亥革命的成功成为孙中山政治生涯的转折点。当他在1912年1月1日就任临时大总统时，面对的不仅是来自北洋新军袁世凯的军事威胁，更有革命阵营内部分崩离析的政治危机。章太炎公开宣称“革命军兴，革命党消”，宋教仁执着于议会内阁政治的理想而死在去往北京的路上，陈炯明在广东发展自我势力，唐继尧发展滇系势力，而自己是徒有其名的大元帅。这些曾经并肩作战的同志，最终都走向了不同的道路。这种悲剧性的人生境遇，却让孙中山一次又一次在跌倒中爬起，成为坚定的斗士。
护法运动溃败时，他寓居上海构思《建国方略》的蓝图，提出了一个在当时被看作“乌托邦”的社会构想。这种在绝境中寻找生机的特殊能力，构成了孙中山精神世界中最具现代性的特质。而他《建国方略》中所描绘的景象，被上海租界的英国记者视为“痴人说梦”，因为在1919年，孙中山先生就已经提出了东方大港、十万英里铁路网、三峡大坝等构想，这远远超出了军阀混战时代的背景，在当时看来多么荒诞，但孙中山在书中的自序里写道，“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表明了他为之不懈奋斗的决心。
在另一个时空之中的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地带，孙中山故乡翠亨村已成为观察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绝佳样本。村口的“瑞接长庚”牌坊与村外的深中通道形成时空对话，当年《建国方略》中实业计划构想的港口群如今已成为现实。这种跨越百年的精神呼应，揭示了孙中山思想中最具前瞻性的维度———他将现代性追求具象化为基础设施建设，将民族复兴落实为民生改善，这种务实理想主义至今仍对中国的现代化路径具有深远影响。
而南京临时政府存在的91天里，孙中山签署了30余项法令，从剪辫放足到教育改革，从司法独立到实业振兴，贯穿民国生活的方方面面。纵使这些政策多数未能实施，却为后来者留下了制度创新的摹本。1924年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蒋介石作为校长站在队列右侧，周恩来担任政治部主任，这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结出的一大硕果。他创造的“联合战线”策略，通过“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方针，为北伐的高歌猛进打下基础，而这一策略至今仍是处理复杂政治关系的经典范式。
在台北中山纪念馆的留言本上，一位大陆交换生写道：“从珠江到淡水河，先生的目光始终望向大海。”这种超越地域的政治想象，恰是孙中山留给两岸青年的共同遗产。他远大的革命理想与坚定的革命信念、与时俱进的思想与创新创业的精神、无私的爱国精神和开放的国际视野等等品质，被后世称为“孙中山精神”。站在21世纪向过往百年回望，孙中山像盗火的普罗米修斯，用屡败屡战永不言弃的坚守照亮中国式现代化的漫漫长路；又如精卫填海，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执着塑造民族精神新高度。
一百年离我们很远，远到我们已经对那个时代感到陌生，但一百年又离我们很近，近到来自孙中山的精神时至今日依然在被时代青年传颂。今天，当粤港澳大湾区的跨海大桥贯通珠江两岸，深中通道建成使用；当“一带一路”的货轮驶向深蓝，与世界共发展我们终于可以告慰这位先行者：那个曾经存在于蓝图中的现代中国，正在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后继者，也必将会继续循着这条路，走出更远的距离。而这，或许就是对孙中山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