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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的雪,总是在不经意间让世界一夜白了头。
睡眼惺忪的我看着窗外白茫茫一片,用指尖在起雾的内窗上轻轻划拉,汇聚的水滴顺着雾面往下蜿蜒窜到窗底。此刻的窗外,干枯的树枝堆满欲坠的雪,街道上车流缓缓地挪动,人们也走得异常谨慎。
手机日历弹出下午发车的车次提醒,打断了我些许发呆的思绪。说来也巧,记忆里回家的路上总会有或大或小的雪的相伴。
列车员推着小车来回叫卖,有小商品有零食有盒饭,吆喝声混杂着天南海北的乘客的吵闹,在拥挤的车厢中更加充斥在耳边。虽如此,却没觉得太多聒噪,平时喜清静的自己显然已切换为过年形态,吵吵闹闹红红火火的烟火人间颇有年关将至的味道。
跨过宽余平静的数条江河,数着隧道里掠过的昏黄光斑,车窗外夜色渐渐浓郁,车窗上倒影渐渐清晰,终于在熟悉的凌晨回到了熟悉的家乡站,出站口有着父亲那熟悉的身影。“几点起身的?”“下午两三点。”印象中每次见面都起始于此。放好行李坐在副驾上,看着窗外向后移着的熟悉而略有变化的夜景,我知道,一年的奔波是时候按下暂停键了。
冬日暖阳温和地明媚着世界,门楣上的横批还是去年的“龙跃新春”,浆糊残痕在朱红纸边蜷成褐色的花。“左边再高点,高点”“右边有点向右歪了”……踩着凳子的我笨拙地贴着新春联,弟弟在下面叽叽喳喳参谋并帮忙递送工具。
灶房里蒸汽升腾,模糊的玻璃窗把父亲母亲的影子拓得格外清晰,掩着的门也难抵阵阵香气的渗出。伴随着电视里播放的春节喜庆音乐,油锅里滋滋作响,次第端到桌上的小酥肉、粉蒸肉、红烧肉、香辣鱼、炸丸子、炸鸡蛋泡泡……摩拳擦掌的我仿佛和弟弟变为同龄人,嬉笑玩闹间翘首盼望着年夜饭的降临。
家人闲坐,灯火可亲。窗外的烟花愈发灿烂炫目,隆隆震耳的烟火声愈发密集,随着主持人高呼“零点的钟声马上就要敲响……”,己巳蛇年在一声声铿锵有力的倒计时中一步步向我们踏来。提着花炮的我和弟弟冲向室外,在烟花漫天、硝烟呛鼻的数九寒冬中点燃属于自己的绚烂。
大年初一,日上三竿,短暂门铃声后,晚辈们裹着寒气涌进来,羽绒服摩擦的沙沙声混着“过年好”的声浪,开启了正月拜年的序章。小屁孩们三五成群玩着积木、遥控车和自制的千奇百怪的玩具,大一点的少年们则缩在一角组团“开黑”或刷着短视频,大人们则高谈阔论小孩教育、工作待遇、当今时事。当然,少不了对某些大龄单身青年的亲切“拷问”。
日影西斜时,满屋子人忽然被什么牵动了似的集体起身,接下来就是最妙的红包拉锯战,小孩期待着那捂热的已掏出的红包,大人们则彼此拉扯甚至“面目狰狞”。如若不听声音只看画面,说这是家长处理孩子纠纷事件也毫不违和。
人烟褪去后,茶几上烟灰缸里零落着的橘子皮,桌边堆成小金字塔的瓜子壳,开盖后尚未喝完的饮料,沙发上歪歪扭扭的坐垫和靠枕,无不诉说着转瞬即逝的人声鼎沸,而这也是正月拜年独属的印记。
时不时的炮声惊飞了檐下的麻雀,瓦楞上的薄雪在微风起后簌簌落在天井。刚刚收拾好行李的我坐在窗边,冬日负暄的暖意从脚底漫上心尖,享受着这最后时日的惬意。
临行前的天光总是突然变短,同样是深夜由父亲载我去往车站,没有太多告别,我拖着比来时沉甸甸许多的行李箱徐徐通过安检,走上月台,等待着呼啸而来的返程火车。
车轮咔哧着向前,车厢微微晃动,保温杯刚接的热水氤氲着热气,把本就不那么干净的车玻璃熏白一角,远处星星点点的霓虹灯晕成一片混沌的光团,像极了我此刻的思绪。
安静昏暗的硬卧车厢对比来时热闹非凡的硬座车厢,仿佛是逐渐散去的年味,亦或是昙花一现的焰火,极致繁华过后总会有一个冷静到有些落寞的时段。
次日,当火车穿过最后一道山隧,当清晨的天色照亮远处山峦的雪色,大梦一场似的我再次回到兰州。看着稀疏的街道、空旷的校园,不禁想问:“为何我们要如此像候鸟般每年折腾来折腾去,虽有艰难险阻却又乐此不疲。”
也许是那家家团圆的其乐融融,是那丰盛美味的大年夜饭,是那绚丽耀眼的万家烟火,是那絮絮叮咛和琐碎牵挂,是那岁岁年年不改其度的守望。这些情愫恰似大山里的野茶花,执拗地生长在石缝里,经年累月,倒也泡得出回甘的茶汤。
也许这就是华夏人世代相传的生存智慧:在三百余日的疾驰中学会蛰伏,假借半月的停泊重新蓄力再出发。我们每年的归巢与离巢,恰似候鸟一样永远丈量着春天的距离。岁寒灯火,是人们心中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