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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李大钊故居陈列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百年来中华民族的夙愿，也是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夙愿。尽管他们生逢乱世，所处时代风雨如晦、动荡飘摇，社会思潮层出叠现、纷纭复杂，但他们引领风气、开创时代，都期盼着中国能够摆脱外来奴役和压迫，走向复兴。李大钊是其中的佼佼者，开中国马克思主义风气之先。凭借思想上的敏感和睿智，他较早关注到社会主义的问题，并对之进行了富有时代特色的丰富思考。限于篇幅，我们仅选择几个重要方面予以叙述，借此重温李大钊关于社会主义的时代思考，以期启发我们今天的事业、激励我们的奋斗。

对社会主义思潮进行科学辨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李大钊对社会主义思潮的关注，是从宣传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开始的。他称“Bolshevism”的胜利为“社会主义的胜利”，展现了对俄国革命胜利性质的深邃思考。随后，在对英、法、日的社会思潮和社会组织（如，新村）的关注中，他又多次评析了社会主义这种思潮。他认为：那些作过实验和思考的人们，“现在人都把他们忘了。可是社会主义的精神，永远存留在国民生命之中。”这一评价，实际上是透视了历史上社会主义的真相，指明了即便是空想社会主义也有可堪珍视的一面，同时也点明了社会主义在国民生命中留下的重要印迹。对当时出现的林林总总的社会主义思潮，李大钊进行了认真思考和辨析。最终，他选择了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他不但讲授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也撰文澄清对社会主义的种种误解，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1919 年，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指出：“本来社会主义的历史并非自马氏始的，马氏以前也很有些有名的社会主义者，不过他们的主张，不是偏于感情，就是涉于空想，未能造成一个科学的理论与系统。至于马氏才用科学的论式，把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的可能性与必然性，证明与从来的个人主义经济学截然分立，而别树一帜，社会主义经济学才成一个独立的系统，故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鼻祖不能不推马克思。”“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鼻祖，现在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改造世界的新纪元。”在此基础上，李大钊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分为历史论(社会组织进化论)、经济论（资本主义的经济论）和政策论（社会主义运动论，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由此构成一个从史观到原理再到手段和方法的科学逻辑体系。

当社会主义刚刚与其他社会思潮同时传入中国时，即便是当时那些先进的知识份子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也是混沌多样的。李大钊也不例外。不过，与其他很多人不一样的是，李大钊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获得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解和高度崇信。他鲜明而准确地指出：“科学的社会主义，把他的主张置在唯物史观的上面，依人类历史上发展的过程的研究，于其中发见历史的必然的法则；于此法则之上，主张社会主义的社会必然的到来。”“社会主义的思想，由马克思及恩格尔（斯）依科学的法则组成系统。以其被认为历史的必然的结果，其主张乃有强固的根据。社会主义的主张，若只以人的理性为根据，力量实极薄弱，正如砂上建筑楼阁一样。今社会主义既立在人类历史的必然行程上，有具有绝大势力的历史为其支撑者；那么社会主义之来临，乃如夜之继日，地球环绕太阳的事实一样确实了。”正是基于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李大钊才能够从复杂的社会主义思潮中突围，获得正确的理解和认识，也获得了对社会主义必至必信的勇气和信心。

对社会主义实现和本土化问题进行了思考，从主体和环境两方面阐述了发展社会主义的途径。社会主义既然有用有益，就需要实现。但如何把社会主义移植到中国来，移植来的社会主义又如何能够扎根？这是接触了社会主义思潮后的李大钊所思考的问题。他着重从主体和环境两个方面谈了自己的主张。所谓主体，就是社会的主人，或者说建设社会的主人。李大钊旗帜鲜明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他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指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传入所带来的影响，强调借此“大家才知道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绝大的功绩。”

至于社会主义有无必然性的问题，更是李大钊所强调的重大命题了。他在不断讲授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坚定了对实现社会主义的信心，强调“对于社会主义的信仰，信他必然发生”。

对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李大钊并不是盲目迷信的。他指出：“我们批评或采用一个人的学说，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就是了。”在此基础上，李大钊深入思考了社会主义如何在本土化和世界化的过程中走向实际的问题，如何在具体化的进程中适应环境和实际的问题。他强调：“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这可以证明主义的本性，原有适应实际的可能性。”一种思想，包括社会主义思想，就像一粒种子一样，当它进入到新的土壤之中时，只有在内外条件都具备的前提下才能够生根发芽、慢慢长大，进而开花结果。李大钊对于社会主义成为人民的主张以及社会主义必然要合于实境实际的思考，对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无疑具有启迪意义。

思考社会主义在中国如何实现的问题，突出了用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的途径。社会主义绝非只是一部分人的事情，甚至也不仅是社会先进分子的事业，它归根到底是人民的事业。既然是人民的事业，自然就应当让人民知晓社会主义、拥护社会主义。

藉此，李大钊提出：“为了使一般人民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应首先翻译各国最简明扼要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名著，进而深入研究中国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及其实行的方法”。在李大钊生活的年代，尽管劳苦大众并不能够直接读懂关于社会主义的书籍，但有先知先觉者把社会主义的精髓和实质传授到人民群众中去，社会主义就能被人民所欢迎和接受。实际上，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先进分子，正是向人民大众报晓的知更鸟。一旦把社会主义与中国联系起来，李大钊就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主义要救中国必须合于中国的问题。他强调：“中国不欲振兴实业则已，如欲振兴实业，非先实行社会主义不可。”他还在与启明的通信中提出了中国要“社会主义化”的命题。毫无疑问，无论是站在当时的角度看，还是站在百年后今天的视角看，这都是一种无比卓越光辉的思想，是一个真知灼见。

1921 年间，李大钊撰写了《社会主义下之实业》，对通过实业发展社会主义的途径进行了探讨。他强调必须在社会主义下发展实业，这意味着要把实业的生长纳入社会主义的规范之中，使实业属于社会主义也为了社会主义。他指出：“社会主义之下，资本可以集中，劳力可以普及。”众所周知，资本和劳力是发展实业的基本要件。如非在社会主义之下，资本家为了逐利，资本可以不受控制地野蛮生长，或被蓄意集中起来赚取没有边界的利润，劳力之间的差别会因为资本的附着而异化，普遍的公平的劳动难以实现。李大钊这颇具原则性的点题无疑扣准了社会主义的脉搏，指出了社会主义实业的精髓之所在。

指明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精神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精神发展的取向。1919 年 7 月，在《阶级竞争与互助》一文中，李大钊提出：“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根萌，都纯粹是伦理的。协合与友谊，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法则。我们要晓得人间社会的生活，永远受这个普遍法则的支配，就可以发见出来社会主义者共同一致认定的基础，何时何处，都有他潜在。”在李大钊看来，社会主义的伦理观念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伦理观念，因为二者是对立的经济构造的不同社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主义互助博爱的理想乃是基于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条件。为了更好地阐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差异，李大钊着重从物质发展和精神发展两个维度辨析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种种误解。他指出：“学问、艺术均须由个性而发展，若社会主义实行之后，则个人的天才能力，必渐趋于平淡，黯然无色者，不能有所发达。故有许多人误谓社会主义是专为物质进步而设，至于美术、哲学，似不甚注意者。”藉此，李大钊明确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以社会为整个的，不能分裂的，因以前道德、哲学、伦理等，与将来经济状况不和，所以再造一种更好之道德等，决不是将道德废去。”按照这样的思路，李大钊心目的社会主义自然就是物质发展与精神发展相协调的，社会主义是既追求物质富裕也追求精神富裕的社会主义。这对于我们今天致力于建设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无疑也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李大钊对于社会主义的关注是及时的、丰富的，他关于社会主义的主张是深刻的、有益的。仅仅就上述简要认识来看，我们不难感佩于李大钊的真知灼见，不难看到其中所大致描绘的一个根本命题，那就是，社会主义是从哪里开的，社会主义是什么，社会主义要干什么，社会主义在中国怎么实现，实现的社会主义又是为了什么。当然，百年前李大钊对社会主义的关注和讨论，自然带有那个时代的色彩，也会受到那个时代的局限，但其中充满科学思维和政治智慧的洞见，无疑跨越了时代而具有永久的思想价值。李大钊对社会主义重大问题作出的基本思考，就像暗黑夜空中闪光的星，至今仍然散发着真理的光芒，照亮着后人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