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传承离不开切实的批评
2011年3月，学生时期的苗润博与刘浦江教授唯一的合影
刘浦江老师离开我们整整十年了，但他独特的人格光辉不仅没有随着时间流转稍稍褪色，反而在风移世变的映衬下更加熠熠夺目，甚或被凝缩成某种符号象征，砥砺或刺痛着后来者。个中悲喜，殊堪沉吟。
中国文化喜谈师承，在现在的大学里，所谓精神、学脉的传承也是一个常被提起的话题。“我的老师怎么教我，我就怎么教我的学生”，这句话看起来很朴素，但其间的核心要义实际上需要受业者反复“以身体之，耳鬓厮磨”。回想从学于刘老师的五年，有一个问题令我感触尤深，那就是批评与传承的关系，或者说，真正的传承离不开切实的批评。
下面是三段与批评相关的记忆。第一次见到刘老师是在2010年9月，当时我还在读大三，从南开来北大旁听他的一堂课。课后我向刘老师提问，对他的代表作《松漠之间》里引用过的一段史料提出了质疑，聊了大概半个小时。回到天津后的第二天，我给刘老师发邮件致谢，没想到他回信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一整天都在找你”，并让我参加他给研究生开设的《辽史》读书班，实际上就是参与中华书局《辽史》点校本的修订工作。这一次见面后来被师兄们戏称为“进京踢馆”，可以说是“不打不相识”。
2010 年 12 月，也就是三个月后，我又在刘老师的文章里挑了一处小问题，涉及引用史料版本的差异，依旧发邮件给他。刘老师把我的信连同他的回复一并抄送给了门下的研究生，他说：“从此事中得出的一个教训是，引用任何材料都一定要核原书原文，否则不定什么地方就留下隐患……我早年写的一些东西，现在回过头来看真是相当粗疏。正所谓年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我明年正好五十，这句话用在我身上非常合适。《春水秋山》一文写于 1996 年，那年我 35 岁，因我出道很晚，所以这应该还算是我早年的作品吧。你们现在都比我起步早，将来一定会比我更有成就。”这是一位成名学者对一个大三学生所提的批评意见的回应，自谦、自警以及对于后学的勉励，全部融在其中。
更重要的是，刘老师还会把这种“逆向批评”转化为日常。他每写出一篇文字，无论是随笔还是论文，都会有一个机制，那就是集体讨论。讨论时他往往上来就会定调：“一句好话也不要说！”由此逐渐形成一种习惯和风气，每当刘老师发来一份文稿，我们常常会像“打了鸡血”一样，努力去找出他的错误。我的性格比较直，说到激动处，有时候会甩出一句“这是硬伤，不改不行。”刘老师当场可能会默然，但过会儿读到我所负责点校的《辽史》文本时，发现其中的错谬，他会激动地找补回来：“你这也是硬伤……”正是这样平等、真诚、坦率、包容的态度，才可能将严肃切实的批评培育成为学术生活的日常，可以说真正的传承其实是在师生的相互砥砺、切磋间产生的。
以上三则“史料”中蕴藏的很多东西，至今仍让人深深怀恋。这样的东西最难传承，但又实实在在地影响了我的学术养成。回顾自己做过比较重要的、尤其是涉及突破学术范式的研究，很多都是以与刘老师的讨论、商榷为起点的。因为刘老师的成果往往代表了辽金史、历史文献研究领域最前沿、最重要的里程碑，当你和他的对话、批评成为一种日常，自然而然会习惯性地反思而非接受以他为代表的学科边界，不断突破整体的思考框架。这样的批判性继承，除了包括具体观点的辩难、推进外，还有一层意思就是研究理路的爬梳和学术范式的转换。我们老师辈的研究方法很多只是自在的状态，到我们这辈则有希望通过提炼、总结、反思、批评而变为自觉的意识。无论是历史学研究，还是文献学研究，范式转换都可能在这一代际间发生，而支撑、促成转换的内在动力正在于切实的批评。在科研之外，作学生时所濡染的那种开放、纯粹的精气神也深深地影响到了我的教学理念：除了延续研究生课堂讨论时“一句好话也不要说”的清新风气，我也努力在很多本科生的课上开宗明义“能挑出讲授内容错误的同学酌情加分”，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列为学生开展文本批评的重点对象。历史学的要旨在于批判性思维与反思性重构，无论今后是否以此为业，这种思维方式都是学生们在专业训练中最应该汲取的养分，而“逆向批评”恰是一种切近其身且便于实操的训练手段。“只有学会批评自己的老师，才算是真正学会了批评”——这是近来一位学生的感慨，可谓正中鹄的。
如果从学理的角度进一步分析批评与传承的关系，大概可以包含三个层次。首先，最容易想到的当然是老师对学生的批评。这种批评想做到切实有效，就要求老师真正负责、真正读懂学生、找到学生的要害和短板。更要紧的是，此类批评其实是在昭示一种学术恒定的标准。从小到大，学生们被灌输的理念都是“只要卷过别人就赢了”，永远是一种相对的、与人比较的标准；而学术则应该有恒常、一贯的标准，老师批评的意义正在于让这样的门槛、尺度可视化，让学生在实践中揣摩、贴近，进而内化为他们自身的价值坐标，甚或为将来可能出现的逆向批评埋下种子。
其次，是刚刚重点举例说明的学生对于老师的逆向批评。学术研究的本质是推展人类思想的边界，而在传统人文领域，我们的老师往往正代表了这样的边界，也是后学晚辈首先需要跨越的地方。学生对老师的论著展开严肃而细致的批评，使得挑战而不迷信权威成为日常，而这种针对具体学术观点的讨论，不仅无损于学者的格局和境界，反而能更好地呈现其学术的实际影响力——毕竟学术研究中真正值得批评的人本就没有多少，最值得对话的可能正是自己的老师。与此相应，判断一个学科、一个领域的活力与前景的重要标尺，或许也在于后来者是否勇于，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希望对师长辈铸就的研究框架提出质疑和挑战，想老师之不敢想、为老师之不敢为。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老师的自我批评与反思。历史学是一门反思的学问，历史研究者首先应该学会反思自己。除了接受、包容甚至鼓励学生的批评外，更应时刻自省：与学生的关系到底还是不是平等的人与人间的关系？现代的师生关系不是君臣关系，不是老板与雇员的关系，甚至也不是简单的师父带徒弟。理想状态下，师生间应彼此独立而不依附，针对学术问题的讨论无关身份、地位。但现实中，师生间的权力关系又天然是不对等的，老师似乎永远是占据主动的一方。因此，学生的逆向批评其实是在挑战“自然状态”，当然会承受各种各样的压力，因而更稀缺、更珍贵，更需要为师者以不拘一格的胸襟、气度加以培育、呵护。学术面前的平等、人格意义上的独立，是允许不同意见充分表达、开展切实批评讨论的前提，也应该成为学术界区别于其他行业最难能可贵的品格。明乎此，方可以言传承。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长聘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宋辽金史、历史文献学、中国史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