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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  刘浦江教授（1961—2015）自1988年起在北大任教治学，是宋辽金史与中国北方民族史领域学术造诣精深的学者；不仅如此，他更以良师风范深植于学子心中，其面向本、硕、博各层次开设的专题课程深受学生们的喜爱。但在正值学术盛年之时，刘浦江教授溘然离世，成为2015年冬日里学界难以弥合之憾。2025 年初，适逢刘浦江教授辞世十周年，本报特约宋辽金史专家、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余蔚教授，与其嫡传弟子、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苗润博副教授撰文。二位学人分别从刘浦江教授的学术史地位和师道传承之不同视角，共缅怀、追念这位辽金史名家和心里始终装着学生的好先生。}

2025年1月出版的《刘浦江著作集》书影

时光荏苒，刘浦江教授辞世已经十年。但学界同仁仍在不断与这位故人对话——谈到辽金史的重要问题，仍然会经常引述他的见解，经常会与他商榷，一如他在世之时。他的许多研究，至今还是绕不过去的。他当年关注的问题，至今仍然是前沿问题。中华书局于年初出版了《刘浦江著作集》，这是缅怀追思他的最好方式，也是一个回顾他的学术成就、学术影响的契机。

1988 年，刘浦江调入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并在邓广铭先生的引导下走上辽金史研究的道路。从1990年以《再论〈大金国志〉的真伪——兼评〈大金国志校证〉》（《文献》，1 990年第3期》）一文初露锋芒，到他离世为止，20余年，共发表80余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近日出版的《刘浦江著作集》（含《辽金史论》《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宋辽金史论集》《正统与华夷：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四种，共收论文 68 篇），凝聚了他多年的学术思考，处处阐发了对辽金史研究的独到高明的见解。而从他厚重的学术履历之中，更可发现，他对于自身学术道路的规划与贯彻，及其研究对于所在领域的引领作用。正如他自己所言：“衡量一位学者的成就和贡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那就是他对学科的推动作用。”（《邓广铭先生与辽金史研究》，收入《宋辽金史论集》）评价刘浦江教授的学术贡献与地位，“对学科的推动作用”，同样是一个关键的立足点。

1999 年，凝聚了他第一个十年的学术精华的论文集《辽金史论》出版，在“自序”中，他毫不避忌地指出世纪之交时研究辽金史的困境：“辽金史研究至今仍未走出萧条”，并呼吁“辽金史学要想真正赢得史学界的尊重，必须证明自己的实力。”十年之后，在《穷尽·旁通·预流：辽金史研究的困厄与出路》这篇文章中，他再次强调了十年前的判断。但这一次，他开出了怎样走出萧条的药方：1. 穷尽史料，将辽金史研究的史料范围，扩大到同时期周边政权，包括域外的文献、以及后世各朝代的文献。2.通过兼治宋、蒙元等其它断代、以及民族史研究，扩大视野、触类旁通。并且，跨越学科屏障，运用其他学科的视角和方法。3.运用民族语言，扩大史料基础。

这是从史论、研究领域与视野、研究方法与手段各方面，为辽金史如何实现“学科突围”探寻路径，其中饱含了他对于辽金史发展的殷切期望。同时，也是他的自我期许、对于自己学术道路的总结提炼与展望。把《穷尽·旁通·预流》一文作为《宋辽金史论集》的开篇，相当于代前言或者自序的地位，是很合适的。将这剂药方与他的学术生涯对照来看，不难发现，他本人就是在不断践行他所提出的路径。

自《再论〈大金国志〉的真伪》一文始，1990 年之后的三四年里，刘浦江的关注重心在于文献整理研究，由发表的成果来看，集中于《契丹国志》《大金国志》等文献。但在这一时间段里，他已开始投入大量时间，点校、研究《三朝北盟会编》，初步成果在1998年见刊，惜乎最终成果至今仍未付梓。这一阶段在文献上所作的苦功，一是化作了后来修订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辽史》的基础，二是文献探源力求逐步追索其成型过程，重现文本被“制造”出来的路径。这一研究方法，运用于《关于金朝开国史的真实性质疑》（收入《辽金史论》）《契丹族的历史记忆——以“青牛白马”说为中心》（收入《松漠之间》）《契丹开国年代问题：立足于史源学的考察》（收入《宋辽金史论集》）等典范式的研究中。后来，又在《辽史》修订这一平台上，培养了多名辽金史优秀青年人才，演绎生发出一系列现象级的学术成果。在他学术生涯的后期，他的学术视野之所以能扩展到辽金之外的其他政权与断代，有赖于其初期在史料准备方面的蓄力。

自1994年始，刘浦江有多篇金史研究论文连续见刊，涵盖了民族政策、族群关系、户口、土地制度、赋税等主题。至世纪之交，他又有计划地转向辽史研究，涉及了国号、族帐、地方制度、政治文化等。如邱靖嘉所总结，他所关注的，从来都是关涉重大、“难度系数”很高的问题，并对其作“最彻底的清理”，将历史考证问题升华为全局问题（《刘浦江先生学术成就与思想述评》，《唐宋历史评论》第二辑，201 6 年 6 月）。在所有金史、辽史研究的篇什中，他都用宋朝文献——甚或唐五代、元代文献——来填补关键的缺环。在他的早期作品《金代的一桩文字狱——宇文虚中案发覆》一文（收入《辽金史论》）中，更是宋人文献与金人文献的“对质”，宋人的史籍、文集、方志，信手拈来，且参用了元人、清人的见解，可谓穷本溯源、广征博引。虽然论证的是一个金史的问题，但他的视野绝不局限于金朝，而这也正是此后他在宋史领域以及兼跨辽宋金的力作的预演。尤其是在“正统性”以及历史叙述的主题下，他所瞩目的时代，由辽金而横向扩展到宋，又上溯至南北朝隋唐，下延至元明清，产生了一系列在整个历史学界都有广泛影响的成果（其中大部分收录于《正统与华夷》一册）。他以自己走过的学术之路，将“兼治”“旁通”之道完美展现出来。

辽金（尤其是辽代）汉文文献之稀缺，是研究者共同面临的窘境。这并非没有解决之道。除了将现有辽金汉文文献充分咀嚼消化、尽力搜集宋人关于辽金的记载之外，更是可以深耕契丹文文献这片沃土。但民族语文与辽金史研究，似为两途，有相交之处却不重合。要将可利用的文献向契丹文字扩展，类似于“兼治”另一领域。在有意于转向辽史领域之初，刘浦江就已决心踏入契丹文研究领域，以铺厚文献基础。1999 年发表的《内蒙古敖汉旗出土的金代契丹小字墓志残石考释》（《考古》，1 999 年第 5 期），是他以契丹文字作为自己研究工具的开始。2022 年发表的关于契丹文、女真文研究论著目录以及女真文资料的总目提要，从中足见他投入民族语文研究之后，做了何等充分的准备工作。此后，陆续又引入契丹文文献的研究，以及关于契丹文文献的讨论面世。尤其是 2005 年之后，屡有用契丹文字解决重要问题的研究见刊。他呼吁辽金史研究者扩大史料基础，而他是身体力行，拨开荆棘先走过一遍。他去世前不久出版的《契丹小字词汇索引》（中华书局，201 4年），是他赠予学界的最后礼物之一，也是一个有力的示范。

作为学者，他对于自身，一直有严格要求与长远规划，力求补足所有可能存在的短板。是以，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给学界留下的，是在文献、方法、视野各方面都接近完满的形象，是一座学术高峰。这不禁令人遐思：若天假其年，再有一二十年，他会达到怎样的高度？但即便早早辞世，他的学术之道，也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后来者在他指明的方向上，风驰电掣，不但在方法论和史料处理的深度上有很大进步，并且以开阔的视野、突出的问题意识，对传统议题作深入反思、开展热烈讨论，逐步改变着“辽金史”的对话范围。正如他所期待的那样，辽金史领域正在突破画地为牢的思维模式，积极融入到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整体序列之中。他不仅是辽金史领域最有成就的学者，更以本人在中国史研究领域的上下求索，促成了辽金方向研究的扩张与转型。他不是孤勇的学术探险者，而是成功的引路人。

刘浦江教授曾说：“非常向往的是那样一种学术环境，能够完全凭着学术的感觉，去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研究课题，而不必有其他任何功利的考虑搀杂其间，这才是一个人文学者的最佳境界。”（《松漠之间》自序）也惟有执着地追求与维护学术的纯粹性，才有望能真正感受到学术的魅力与活力。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为宋辽金史、历史政治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