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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四年十月二十九日，秋高气爽，一份档案袋将在这样的好日子迎来它保存的第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不仅意味着档案袋开始履职，也将是未来一本小册子的序言。既然为序，那么必不能少了前因后果。

一切的起源都要从一位老师说起，这位老师是《文学青岛》课程的主讲莹老师，是我的班主任，是档案袋的分发者。我必须准确地描述档案袋的分发过程：我们获得的档案袋，是老师亲笔写上每位同学的名字的，课上一人发一个。她说这个档案袋可以用来装我们课上的想法、思考，以及有关青岛的想写的文章。

老师在课上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你为何选择中文系，对中文系有何期待？”二是“你如何理解中文系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我想所有选择中文系或是有志于就读中文系的同学，都或多或少地想过这个问题，只不过在此之前，也许没有人将这两个游离于我们认知之外的问题真正地提出来。而我们，中文系的学生，对这个问题都有自己的回答，我斗胆提出一种假说：或许是被一种莫名的冲动所掌控，我们听到诸如“文科都是服务业”一类的叫嚣却毅然选择中文系，这种冲动难以言说，但我们彼此心知肚明。我们坚持着这种冲动，就像这个专业的学名是“汉语言文学”，我们却更爱叫它“中文系”一样。

于我而言，中文系是一个万花筒，把眼睛探入洞口看它，光从另一头穿过来，打在图案上，变换出各种各样的花纹，形成各种各样的虚像，周围一片黑暗，唯独你的眼前有一道光。杜康与狄俄尼索斯举杯共饮，羲和驾着金车与阿波罗并驾齐驱，它为无数人编织了一场场的梦境，让我们这些被封锁在肉体之蛹中的灵魂得以触摸到此生都无法达到的梦幻，它也像在暴风雨中牢牢锁住船的锚，船上所有人的生死都寄托在它之上，从而避免成为僵尸的命运。

如雾里看花，水中望月，在进入大学之前，我对于它的全部理解都来自于文章。因此大学伊始我非常反感文学理论的内容，总觉得那是将文学架起来，当做物品一样研究。“它已经死了 / 我只是站在这里 / 嚼食着它的尸体”，在学现当代文学史时写下的三句酸话代表了我当时的感受。当时的我也没想到如今我会这么喜欢文学批评，它可是文学理论的一部分。

但也许正是因为喜欢上了文学理论，我不再写些什么了。那些晦涩的理论和思想对我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文学理论的书读着很痛苦，但痛苦中催生痛快，那是一种小虫子仰望大树并且幻想成为大树的快乐。

也许是因为我逐渐发现自身思想的脆弱，也许是其他什么原因，我渐渐开始懒得动笔了，看到什么东西，只是去想，在大脑中为一切画上完美的句号，好像这样我也在现实中完成了它似的。有时也会想写些什么，但是刚刚写了一个开头就停下——“后面还有大段大段的东西没有写完啊！”这么想着却无法下笔，我想写的东西好像有很多，但是它们太多了，沉甸甸的，一支脆弱的笔无法承担起如此的重量。

寒假在家里时，妈妈问我：“你现在还在写东西吗？”她好像很喜欢看我写的东西，从小学开始，我写幻想小说，她是我最忠实的读者，看完后她总会问我：“然后呢？然后发生了什么？”我在她的一声声“然后呢”里写了两万多字，这个字数是我小学六年级时拿着小本子一个字一个字数出来的，到现在我都记得我当时惊讶而自豪的心情。那些只是幼小的我做的可爱的梦，我给自己讲故事，我写骑着狼与人类斗争的女孩的故事，写在异世界中战斗的魔法师的故事，写寄居在阁楼里的少女和影子人的故事……有些她看过，有些她没看过，那些带着幼稚字迹的本子现在已经丢失了，没人能再看到了，但我曾经构思过的故事现在仍依稀记得。

也是发生在小学的事：一次考试我写了一篇小故事，结果作文跑题一分不得，那次考试理所当然地拿了倒数第一，从小孩成长来的人大概都能理解我拿着试卷时的惶恐。试卷发下来后，我一直哭到下课铃响都没停，放学前的最后一节课是体育课，背着书包回家时一个篮球砸过来正中我的脑壳，于是我不哭了，麻木地回了家。但是我的妈妈，她只是看了看那篇作文，便骄傲地将它录入电脑保存下来，她说这是一篇非常好的文章，到现在那个故事还展示在她的 QQ 空间里。

也许就是这两件事，让我到现在都和她相互分享感受。有一次聊天，她告诉我，上师范时她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教育家，但是她在工作之后突然发现自己目前空有理论知识，缺乏实践经验，好像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所以她决定做自己能做到的——成为一名学生喜欢的、家长信任的、能在孩子心中播种真善美的老师（特地采访，获得了妈妈的原话）。从那时起，我就在想，到底什么样的人才能被称为教育家？是写过多少有影响力的作品吗？如果她成功教育了一个孩子，那算不算是教育家呢？我想是算的，于是我告诉她，你已经是教育家了，因为你的教育，我才能有那么快乐的童年，我才能发现自己的价值。教出一个有自己思想的孩子，可比写一本书来得更实在。

回到现在，课上老师给我们分享了一段老舍先生的话：“写吧！什么都要写！只有写出来才能明白什么叫创作。青年人不会害怕，也不要害怕；勇气产生力量，经验自然带来技巧。莫失去青春，努力要在今日！”

而当老师拿出那个档案袋，告诉我们可以把自己想到的东西写下来装进去的时候，巨大的感动冲击着我，不夸张地说，一声令下，我的眼泪就可以奔涌而出，因为我发现了一个和我的母亲有着相似特质的理想主义者，她们那种温和而宽容的气质是不变的。我的面前有一个大大的叉，它由现实和其他一些坚硬的东西组成，有什么东西压在我身上，沉重得让我抬不起手来，但是那个档案袋却在这时望着我，问我：“还有呢？”于是我再次举起了手，想用我脆弱的笔写下些什么。

是为文，也为序。

（作者系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2022 级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