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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区自然条件、资源禀赋和历史基础不同，长期以来地区之间发展差异较大。因此，缩小区域差距、实现经济协调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奋斗的目标。邓小平在科学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形势变化，提出了“两个大局”战略思想。“两个大局”战略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富有创造性的理论成果，为新中国经济建设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进入新时代，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存在，邓小平“两个大局”战略思想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邓小平“两个大局”战略思想的形成脉络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经历十年动乱，中国经济亟待全面恢复。1978 年 12月 13 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题为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 （后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提出让部分地区、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然后带动其他地区、其他人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成为其“两个大局”战略构想的萌芽。1988 年 9 月，邓小平在听取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初步方案的汇报时，首次提出了“两个大局”战略构想，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之后，他又进一步指出：“我们的发展规划，第一步，让沿海地区先发展；第二步，沿海地区帮助内地发展，达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动摇的原则。”

1992 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进一步明确了从“第一个大局”向“第二个大局”转变的时机和方法：“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这表明邓小平对“两个大局”战略构想的思考逐步走向成熟。1997 年党的十五大首次使用了“邓小平理论”这一概念，并将其写入党章，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也标志着邓小平“两个大局”战略思想的正式形成。

二、邓小平“两个大局”战略思想的理论品格

一是发展性。“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从共同富裕的实践角度看，进行改革开放就是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造成的“共同贫穷”局面的纠偏。通过分化，打破平衡，形成反差，制造势能，让有条件的地区先发展起来；然后在先富地区的影响和带动下实现后富，从而形成共同富裕的局面。邓小平非均衡发展观中的一些理念和措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没有涉及的，比如设立经济特区、探索经济协作区等。这些理念和措施不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生产力理论，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理论的认识上升到新境界；而且深化了关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与思考，使我们对区域发展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同时，将共同富裕作为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要坚持的根本原则，是邓小平非均衡发展观与西方经济学非均衡发展理论的根本区别。

二是创新性。“两个大局”战略思想是邓小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解决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的生动体现。1956 年毛泽东在 《论十大关系》中指出：“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这是我们党对于推动西部开发和建设、实现东西部均衡发展问题进行系统思考的肇始。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两个大局”战略思想，与传统发展理念有着较强的统一性；但他摒弃了以往“齐步走”的直线发展方式，意味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思想发生历史性转变，即由区域经济均衡发展转化为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这种区域经济倾斜式发展战略，将建设的重点放在沿海，使东部地区获得了长足发展，显著增强了我国综合国力，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加快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三是开放性。邓小平“两个大局”战略思想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进步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秉持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等开放发展路径把我国融入世界发展之中，使生产要素打破行政区划甚至国界限制，在更大的空间内流动和组合。“一带一路”倡议是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当前国际国内环境，在放大的区域格局中提出的开放 性 经 济 发 展 思 想 ， 是 对邓小平“两个大局”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升华。从“两个大局”到“一带一路”的历史演进脉络，体现出我国发展方式从服从发展到主动发展的转变，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立足国情、抓住时机，积极促成发展理念与发展实践良性互动的历史主动。

三、邓小平“两个大局”战略思想的时代价值

一是持续为我国区域战略布局提供理论指引。邓小平“两个大局”战略思想以其科学性成为我国谋划区域协调发展新思路新举措的基本依据。21 世纪以来，国家持续推进西部大开发、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重大战略举措，标志着我国区域发展由“第一个大 局 ” 转 变 为 “ 第 二 个 大局”，由部分地区先富转变为区域协调发展。此后，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一系列国家重大战略的推进，我国区域板块发展平衡性显著增强。2022 年，中部和西部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分 别 达 到26.7 万 亿 元 和 25.7 万 亿 元 ，占 全 国 的 比 重 由 2012 年 的21.3% 和 19.6% 分 别 提 高 到22.1% 和 21.4%；特别是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东部与中部、西部地区之比分别由 1.69 和1.87缩小至1.50和1.64。

二是为全球贫困协同治理贡献中国方案。以“两个大局”战略思想为指引，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成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的一大制度安排，为解决西部地区贫困问题、消除绝对贫困和缩小区域发展差距贡献了重要力量。在东西部扶贫协作的 28 年中，党中央适时调整东西部扶贫协作结对关系，对于脱贫难度大的贫困县加大资金支持、人才交流力度，推进东西部省份之间的产业合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实施“‘携手奔小康’行动”等，这些制度安排均是对邓小平“两个大局”战略思想的发展深化和生动践行。在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同时，中国成为全球最早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这既为我国在共同富裕目标下进一步优化东西部协作机制、治理相对贫困问题提供了实践经验，也有助于为全球贫困协同治理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启示借鉴。

三是增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动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一方面，邓小平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到中国最紧迫的发展问题上，以“两个大局”战略思想为内核，为我国制定了“三步走”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动态发展路线，这是从时间维度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的安排部署。另一方面，结合当时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落后的基本国情，邓小平以“两个大局”战略思想批判“平均主义”，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先发展，实现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这是从空间维度对疆域广袤的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的战略部署。同时，以人为本，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等发展理念始终贯穿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领域各阶段，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重要基础，既指明了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也绘就了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美好蓝图。

（作者系中共银川市委党校 〈银川行政学院〉 行政学法学教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