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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坐车，我总是不免想起家。而一想到家，大多是悲伤的，尤其是在路上的时候，情绪与车辆一同晃动，顺着路途发生变化。

想到从今年三月份出门，至今还未回家，便不禁感慨，连踏上回家的路都需要某个契机。家，已经不是想回就能回了。相册里保存着婆婆送我出门时的场景（婆婆是赣南对奶奶的叫法，这个称呼让我感到亲切），不知从何时开始，婆婆的送别，是每一条远行之路的开始。

我们不在家时，婆婆便时常搬来竹椅，坐在门口，望向那条我们回家时的必经之路。路旁是她尽心侍奉的菜园，婆婆照顾起菜苗来，和照顾我们一样“野蛮”，所以我们都是土生土长的。但一般情况下，那条路上朝她走来的不会是我们，是同乡的一些老太太。于是，她们聚在路边一聊便是一下午。

前些时日，婆婆的老姐妹菊秀婆婆过世了，走到那条小路上聊天的老太太又少了一个，婆婆也更加孤独了几分。

从小学至今已十多年，从前踏得满身泥泞的土路早已不知所踪，坐着去上学的古早的摩托也已被新兴的车子替代。那时根本不懂大巴、火车、高铁的存在，所知最高级的车是班车，最好走的路是水泥路。

今日小雨，大巴行驶着，总觉进入了雾气深处，到处都被笼罩着。趁着这朦胧的天，悄悄流下一点眼泪是不为人知的。它带着毒液的冰凉，流入棉服当中，直袭胸口。冬天第一次如此清晰，带给身体无比真实的触感。

十九年来，我走过的路已不短了，大多是限于几个地点之间，最长的属于家与广西之间间隔的路。现在想起来，来时好像一切都水到渠成，未想过回去的难。且谈谈回家的路：顶着凌晨三点的寒冷赶车，第二日开始时才到家。最印象深刻的是火车上的人，驶入江西的行政范围内时，渐渐听见一些可以勉强理解的方言，到了县内，便直接用方言交流了。

对于远行，我并非没有后悔过，但大多数时候乐于接受。

几年前的春节，我和母亲、姑姑聚在一起。姑姑叮嘱我，读书走得远没关系，但千万不能嫁得远，人最终还是要回家得好。我并不反驳这个观点。但母亲却说，无论你是读书、工作走得远，还是嫁得远，无论你走得多远，路是你自己选的，就算哭着也要你自己走完。

这是我和母亲的想法难得契合的一次，谈及了我的人生之路，可能母亲是带给了我些许豁达的基因。

中国人心里似乎总有一条回家之路，为了缩短这条路的距离，许多劝诫都表示要直接缩短这条路，离家近似乎成为了一个近乎完美的选择。可人并不会同时处于家和对家的思念之中。

今天早晨时，我在迷迷糊糊的状态中读了韩江题为《光与线》的获奖演讲，一种灵魂的共通之处忽然贯穿我的心脏，即人的痛苦与生命——我们在痛苦中同时消亡与重生。昨晚我写下的诗中有这样一句话：“我恰好在下落的时间里/额头和脚裸，以同样的硬度敲打着/它们之间的生命。”命运的榔头时刻在敲打着我，但我的身体在力的相互作用中以同样的硬度敲打回去，火花碰撞之间诞生了一个新的我，走在一条条陌生的路上，面朝旷野。

此时我看不完整远处的山，只能窥见一点儿轮廓。一面玻璃隔开的里外，总有一种梦境感，使世界延伸出剧烈的不真实。窗外的一切：近处的排排矮树、来到广西才见过的甘蔗地、利刃般插在土地上的电线杆……我努力辨认着这一切。这辆大巴把我从它们之中剥离，因而那些生命力对悲伤的淡化功能此刻消失了。恍惚之间，一个梦似乎把我带回到高中时，在往返于学校与家中的班车上，我做了一个相似的梦中梦，关于那辆班车前往的地点不是学校，也许如现在这般。

直到快下车，我才伸出手指抹了抹窗户，我一直以为的窗外的雾，其实竟然全是由于温差附着在玻璃表层的水汽。擦开一块后，我的食指冰冷冰冷的，但外面的一切都清楚了，一点雾都没有，所有的路四通八达，清晰而明朗，向每一个家与远方衍生。

下一次如此，肯定是在返乡的路上吧。

（作者系文学与传媒学院2023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