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7版）
西关章氏作为绩溪较早从事商业活动的一族，其在外与歙休等邑商人的接触过程中，也潜移默化地受到了新士商观念的渗透，而随着人口流动带来的思想传播，这种新四民论所宣扬的从贾意识观念便进一步得到普及，从而成为其族，甚至整个绩溪县经商风气开启的主要促成因素。
三、章氏盐商在浙东社会业缘网络的构建
西关章氏一族的经商活动，在绩溪最早出现的商人案例中体现出极为明显的宗族传承性。此种带有鲜明宗族色彩的行业经营，与歙、休诸地传统徽商的经商模式有着高度的相似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依托家族亲缘关系，构建经营网络；二是凭借宗族势力攀结政治权贵，并通过政治权利对商业行为渗透与支持，以强化行业经营。
作为宗族经营模式特征的第一方面，依托家族亲缘关系来组织商业网络是徽商采用的一般手段，章氏一族在从商之初同样地采取了这种扩张手段。该族最先出贾的商人章献邦，“两试不偶，遂隐于贾。偕弟献邠营运商盐，牟利以养亲规，居积充裕，广置田庐，尝出粟以赒贫乏，独造漈坑桥，举乡饮，宾葛公，文献为之记，载邑志尚义传”，章献邦弟章献邠，“字仁甫，幼习博士艺，长而就贾。与其兄榷管子之盐，厉志营运，以适父母。力行孝友，每削籍以赈人之急，殆所谓富而好礼者也”。献邦、献邠两兄弟以最为常见的家庭内部联手经营模式，迈出了章氏一族服贾经商的第一步，这种模式也延续到章氏后代的经商行为之中，“世耀，字德宇，号秋园，恩赐寿官。兄弟三人（另二人为章世用和章世高）以贸易起家，生平公正，和柔接人，行已素明大义。兄弟析爨分而复合者三，且以膏腴推与兄弟”。经商的家族传承特性体现得最明显莫过于“子承父业”，“名通，一名廷泰，字汝侯，登仕郎。赋性秉直，随父服贾，以义获利，为乡里所重”；“必彩，字焕文，太学生。父名光，以成衣客浙之衢州、西安，故资颇裕。既娶，于是而家焉”；“必焕，字斗南。壮年随父兄经商，往来吴越间，以诚信见重于时”。
除了本族内部的合作经营，宗族之间的联姻使徽商的经营格局进一步扩大，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原始资本，也成为绩溪商人成帮结派的前提。在从商之初，原始资本往往需要家族、宗族之间的共同参与才能完成初始积累与扩大，而这种建立在商业利益上的宗族血缘集团，在长期的合作过程中，各血缘网络相互交叉，望族大宗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紧密，并促进了地域商人集团之间的进一步聚合，使其成为传统时代以宗族血缘为基础的地域商帮。
凭借宗族势力攀结政治权贵是章氏商人扩张商业势力的又一方式手段。在传统中国重农抑商的意识形态之下，商业的发展从未脱离政治势力的影响，政商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商人们运营的焦点。上文述及，绩溪一地商业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缺乏必要的政治依靠。在这一点上，章氏一族的商人敏锐地觉察到了官商之间互相利用的重要性，“借资贵人”便成为其参与扩大商业势力的主要手段之一，章氏族人的经商活动真正形成一定实力和规模始于嘉庆年间，这其中最关键的核心人物便是章道基。
章道基，“一名名永，号惺斋。由附贡生肄业，国子监考取天文生。任两浙盐运经历，历署九场二所盐大使。清勤明恕，所至有声。道光己丑以州同知致仕”。根据清制，两浙盐政由浙江巡抚兼任，盐政以下设盐运司同知、副史、判官、经历、知事、盈库大使等职，盐运司经历和盐大使虽是七品、八品的官职，但实际掌控的权力颇大。章道基在历署东江、袁浦、芦沥、清泉、仁和、石堰、三江、鲍郎诸场大使及批验所松江、绍兴二大使期间，长期执掌了任职地盐场的行政和产销大权，特别是握有批验盐引权，尽管后世族谱对其记载以清廉形象称世，但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之上官商合流是显而易见的，并且还以家族传承的方式延续，以谋求长期稳定的商业垄断利益。章道基与其侄章必林之间的“合作”则更加能够体现出官与商的紧密关系。
除章必林外，章道基的胞弟章道源也是借此关系而从商获利者。“道源，字燧桓，号竹林，因伯兄已官两浙，遂援例授儒林郎候选布政司理问”，同时他也是章氏盐业的始创者，在嘉庆七年（1802），他在章道基的协助支持下开始了盐业的经营，并且将章氏子弟引入到该行业中，其中包括了族侄章必焕、和次子章必芳。
章必焕，字斗南，他是章道源的族侄，比道源年长，也出身于一个商人家庭，其父章名榴，“一名惇榴，字紫如，八品寿官，生康熙癸巳，卒嘉庆丁巳”，嘉庆《绩溪县志》中《尚义》有载：“业贾好义，兄某远适关东，抚其二子如己出。有友人贷银不能偿，出券还之。又于西郭外埋葬棺骸之无主者，并捐资为岁时之祭费。训导冯孝言举‘乡饮’，辞不就。”章必焕“壮年随父经商，往来吴越间，以诚信见重于时，后父迈，家居奉养”。在章道源开办盐业之前，章必焕曾跟随休宁一朱姓盐商从事盐业，“有休宁朱姓者，业盐策，闻其醇实朴诚，聘委重任，历三十余年，运筹硷鹾，名著两浙，嗣是绩之业盐者，以斗南为鼻祖”。从上文可推测出，朱姓盐商的经营规模虽不小，但章道源在有两浙盐运司经历章道基的这层政治背景下，其在盐业经营中的前景则明显地更被看好，因此，章必焕接受章道源的邀聘，“族叔道源始创盐业，知其熟谙盐务，亦以重任委之。于是同行不能作梗昂价，斗南功居多”。
次子章必芳继承了家族产业，并在其父章道源带领下直接参与盐业经营。章道源长子必淳和三子必枌虽未直接参与盐业经营，但也通过捐纳获得了两浙盐业官职：长子必淳，“字性初，号梓村，候选都司……旋以海氛助饷，其子煜得叙盐提举”；三子必枌，“名廷枚，字干才，号密巷，又号丽堂，由太学生例援授修职郎，候选盐课大使”。
传统时代国家专榷商品的经营，从其诞生之初便注定了经营者与政治权贵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明万历间实行行纲法以来，各帮商人为争取盐的专卖权而展开角逐，最终徽州盐商凭借强有力的宗族联合势力独霸两淮盐业数百年。值得注意的是，道光年后，休、歙两邑的大盐商在纲盐改票的影响下逐渐衰败，而绩溪章氏盐商在这一时代缝隙间逆流而上，延续了徽州末代盐商的气数脉络。官商合流模式的成功运作，为后世的商业经营提供了很好的范式，绩溪著名的“红顶商人”胡光墉也成为近代徽商的代表。尽管清后期以来徽州宗族社会的格局在发生变化，但是在商业经营上，家族传承的延续方式依旧是其保持活力的成功之道。
（本文系绍兴文理学院大学生越文化研究会2023年学生科研课题《近代旅外徽商在浙东的分布与变迁研究》成果，指导老师：周炫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