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与白话：一个世纪的纠结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思想主张、行为手段、物质载体层出不穷，彼此之间更是存在着激荡碰撞之势。中与西、新与旧的矛盾始终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领域引人注目的话题。至于新文化运动时期，中西、新旧矛盾更是达到了水火不容、剑拔弩张之势，也成为学术界上聚讼已久的公案。
白话文运动不仅是“五四”文学革命的标志性事件，也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历史发展，白话逐渐获得了政府的认可，成为国民教育体制中的组成部分并逐渐取代了文言的正统地位，同时，白话文的普遍使用也对中国人的语言习惯和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虽然白话取代文言早已在过去成为毋庸置疑的事实，但在“五四”之际对抗激烈的“文白之争”并没有随之消失。相反，学术界对于白话是“取代”还是与文言“并行”等话题存在诸多不同的看法，仍然有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从多种视角和层面思考、反省此事，《文言与白话：一个世纪的纠结》一书便是其中的成果之一。
文白之争中的“戈尔迪乌姆之结”
在该书出版之前，作者曾经在早年的文章中就新青年同人的武断做派和“文白不争”的历史背景及其相关问题做了初步的探讨和分析。但囿于篇幅等限制因素，相关文章对于
“文白不争”背后到底避开了哪些问题，背后还有哪些思想对抗，却没有进行充分的讨论，也未得出尽善尽美的结论。张宝明先生在重新反思白话文运动发展过程中的种种问题与现实意义的基础上，更加详细地讨论、分析了以往文章里尚未阐明之事，并着重将“学衡派”的思想主张与对话纳入研究视野，从而有了《文言与白话：一个世纪的纠结》一书的付梓。
在形容文言与白话文之间的关系时，学术界多用“斗争”的叙事来形容二者之间的关系。后世之人多受白话成为既定的事实影响，往往对支持白话运动者的关注较多，容易忽视支持保留文言形式的声音，以至于出现“文白不争”的认识。在作者看来，尽管社会大势已经选择了白话，放弃了文言，但是重新审视新青年同人所处的历史情境，“文白之争”中涉及的诸多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而是以一种避实就虚、决断性的思维方式给掩盖过去了。“汉语的文白与中国的存亡，现代化演进之间到底有多大关系”等问题尚未得到充分的讨论便被匆匆斩断，躲避问题要害的“戈尔迪乌姆之结”仍然存在于中国社会。这种“快刀斩乱麻”式的做法有时反倒使问题进一步恶化，甚至它会让人感到可以诉诸某种单纯而激烈的行为来解决问题，并产生可以用这样的行动一举解决问题的错觉。作者重新审视、思考了潜伏在中国近代社会且可能继续存在下去的“戈尔迪乌姆之结”，通过梳理“新青年派”与“学衡派”在时间、空间、立足支点的错位对话，试图厘清并找出解决“戈尔迪乌姆之结”的头绪来。
研究理念与早期渊源
张宝明在早期便已经认识到，新青年同人们激进、果决、人为地斩断了文言与白话、传统与现代、古典与当代之间的“母子关系”，从而使所有的理性化启蒙色彩被激进、不容置疑的情绪化气质所掩盖。作者认为，“文白决裂”在表面上属于时人产生的语言焦虑，而这种焦虑的背后恰恰暴露了他们对人类自我主体性的焦虑，这种焦虑在“五四”时期的“文白变革运动”中也有所显露，新文化运动的支持者们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中表现得既深刻而又激进、理性而又情绪、进步而又偏执，从而使得启蒙从理性走向非理性。
但当作者翻看《学衡》时发现，《学衡》杂志同人早已发现了“新青年派”的这种焦虑，并在“文白之争”几成定势之际同他们进行讨论、批驳，较为完整地记录在案。面对这样历经一个世纪的“纠结”，作者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审慎地将极力鼓吹、推广白话的“新青年派”与其强劲的对手“学衡派”作为本书的研究对象，并且将两派视为彼此的镜子与参照，力图梳理出两派文化论争的路径和价值所在，同时也揭开中国文化变革的冰山一角。
在国外社会学和哲学领域，诸多学者对于“语言”与“权力”之间的关联性进行了深入地研究。福柯从知识与权力的角度出发，认为语言是权力运作的基础。他将语言视为一种权力技术，通过话语的生成与传播，实现对社会的控制，揭示了语言在权力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在布尔迪厄的视角下，语言作为一种象征资本，发挥着权力再生产的作用。他认为，语言不仅是信息的传递工具，更是社会地位和权力的象征。海德格尔则从存在哲学的角度，探讨了语言与权力的关系。他认为，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是人类理解世界的基石。他将语言视为一种生存方式，强调了语言在权力运作中的本体论价值。
朱国华先生在《权力的文化逻辑———布迪厄的社会学诗学》一书中，综合了以上几位学者的观点，进一步提出了“权力的文化逻辑”。他认为，语言市场是一个充满竞争与斗争的场域，各方力量通过争夺语言资源实现权力的最大化。总之，这些学者对语言与权力关系的论述，揭示了语言在权力运作中的重要作用：语言不仅是权力表现的载体，也是权力争夺的焦点，它的预期价值成为权力争夺的关键因素。
作者也深受相关思想的影响，因此他在关注两派知识分子的自我内在的思想观念和自我价值意义的构建的基础上，用“被统治的统治者”一词准确形象地表达出知识分子们与政治、文化话语权之间微妙的关系。除此之外，作者也注意到了两派学者在掀起文学革命时对语言、文学、思想间互动关系的论述，故而本书中所讨论的“白话”与“文言”的对立也远超其字面意义，而是将其视为囊括了汉字、语言、文学并最终为话语所涵盖的现实本体。基于此种认识，作者从学理层面深入地讨论了两派的内在逻辑和思想架构，揭露“文白之争”所反映的话语抢占、权力争夺、思想碰撞、社会变革等复杂的历史脉络。
相关研究价值
在该书中，为了透过表面现象深入了解“学衡派”与“新青年派”的争论本质，张宝明详细地分析了两派文化论争背后的逻辑，并高屋建瓴地提出，二者是“物质之律”与“人事之律”的差别。“学衡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吴宓曾对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加以分析、区别，他承认物质科学是由一代代人的经验积累而成的，所以其发展总是呈现出后来者居上、越晚越详尽的线性发展路径；但是人文科学与之不同，或由于个人之天才，其发达也，无一定之轨辙，故后来者不必居上，晚出者不必胜前。反观“新青年派”同人们的态度，陈独秀希望“新青年”尽快成为推动社会更新的积极因素。在对待进化论这一问题上，鲁迅曾一针见血地道明自己的态度：“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胡适为了鼓吹新文化和白话文，将自己“历史的文学观念”与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提出的进化论直接挂钩，他反复向时人阐述道：“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古人已造古人之文学，今人当造今人之文学。”
纵观全书，作者又从语言、话语到思想，逐层深入地比较了二者的差异与价值，分析了“新青年派”和“学衡派”在“文白之争”中对于文学观念、文化话语权力、思想阵地等问题的争夺和辩论要点。但本书作者站位高远，视野广阔，又不满足止步于此，多次提醒读者关注隐藏于激烈争论背后的社会历史尤其是话语权力的痕迹：他不仅仅将此视为一场单纯的语言斗争，而是看作承载着现代中国历史上语言博弈、思想冲撞、社会变迁等复杂内容的现代性战役。作者认为“文白之争”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复杂博弈，这两派“被统治的统治者”在拥有“共同的文化诉求”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发展的不同路径，正如在同一盘棋局上势均力敌的黑白两方。但与棋局不同的是，这场博弈不分胜负，互相牵制、成就：正是二者在文章上的往来争辩、互为借鉴，才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化、社会发展极具张力，才能促成“并立而竞进”的文化盛况。
尽管历史没有也无法为我们解决当下发展问题提供具体而清晰的路径，但是历史上发生过的每一次事件无不是一次又一次地给予我们忠告。探索百年前“新青年派”和“学衡派”的独立存在意义及其对峙价值，厘清延续至今的“戈尔迪乌姆之结”中的一些头绪，对我们进一步反思当下社会中的文化建设、文化演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互鉴等问题提供有效的历史之镜，这也是该书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所在。
（作者系历史文化学院2021级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