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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岁那年，我随父亲乘船到汉口，从武穴港客运码头上船。那时，出行人们挑着行李，驼着旅行包，手持一纸窄窄的船票登上江汉号班轮，船票成了最紧俏的票证。父亲那时在航道船上班，拿着工作证在码头口直接进入，上船找到客运室补一张舱位票。我随着父亲找四等舱铺位，沿途看到许多没有舱位的旅客横七竖八坐在过道上，从他们眼中我读到羡慕的目光，我感受到父亲手中那张四等舱船票弥足珍贵。

二十四岁，我调到武穴港办公室上班，正遇上打工潮，老家成千上万的村民汇入南下打工大军行列，武汉、上海方向舱位票最紧俏。节后农历初六、初八、初十这些双日子是客流高峰日，每天客运量可达到四五千人，买票的人从早上排队购票，晚上更是排出一里多的长队，买一张四等舱不亚于沙漠寻找一棵树样艰难。我们机关人全部抽到春运小组，两天才分到一张武汉港四等舱位票，下水到上海南京港的船票只有带班队长有。

一九九八年农历初八，先是电视台记者早早找上门，拿走我那张定额船票。下午去春运组上班，又有两个文友求购四等舱船票。我找春运小组组长，从他那儿解决了两张船票，心里暗地祈求别有人来找我买船票。傍晚，我正在码头口值班维护旅客上下船，忽然听到一个熟悉声音在喊我，仔细一看，妻子领着小舅子找来了。隔着码头铁栅门，我接到买船票的新任务，买六张到武汉四等舱船票，十二张五等舱票，小舅子领着老家一班人马到新疆包工程，在武汉坐火车。我只好硬着头皮去找客运站值班站长。瘦子站长摊着双手说，班轮票早完了，要等十一点加班船，看有没有舱位票。我苦着脸告诉妻子，妻子把我拉到一边叮嘱我无论如何也要搞到几张舱位票。我深知今夜买票任务重大，于是径直去找站长。站长提前给我开了三张加班船舱位票，五等舱可以在码头口补票。他给我指了一条路，等下加班船来了，去找客运室主任，叫船上再给解决三张四等舱的票。晚上十一点，上水加班船靠泊过来，下船人很少，船上早是黑鸦鸦的旅客，人声鼎沸。码头口铁门一开，旅客如赛马场打开闸门的奔马一样争先恐后地扑通扑通小步跑着上船。我尾随着站长去办客船交接手续，站长帮我向客运主任作了介绍，恳求他补三张四等舱船票。客运主任挺爽快的，叫我小舅子上船找他补票。我把小舅子一行人送上船，长长地嘘了一口气，买票的任务终于完成了。

我家与客运码头毗邻，每天早晚可以聆听到窗外客轮高亢悠扬的汽笛声，眺望到庞大雄势的客轮在江中划出一道美丽弧线，消逝水天一色处。窗含黛山一江水，门泊江汉大客轮，我家门总是有人敲响，老家乡亲，初中同学，亲朋好友，我不辞劳苦地为他们跑路购票，心里为自己靠水吃水的优势沾沾自喜。

好景不长，随着汉九班客轮停航，坐船时代一去不复返。客运码头一下子门可罗雀，冷冷清清，逢年过节，我家再也没有响起接二连三的敲门声。小城的人们在花桥武穴北高铁站乘坐发往黄黄高铁，二百多公里的省城缩短为四十五分钟，早晨坐高铁武汉办事，下午可以坐车回家，不再像过去坐客船上水十个小时，下水七个小时的漫长旅途。

过去，小城坐船一票难求的局面，随着小城发往省城武汉高铁班车化而结束，夹在我的邮册中这张粉色四等舱江汉轮船票成了交通发展变迁的一个时代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