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 - 《中国人民大学》报
超大城市治理的北京探索
作者：■李 文 钊
2025-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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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升超大城市治理效能是国家对超大城市治理的要求。从2014年开始，作为超大城市的北京开启了治理变革，以新的理念重构超大城市系统，以实现建设国际和谐宜居之都的治理目标。
北京市的超大城市治理变革是由战略目标驱动的系统性、全面性和整体性变革，它是一个超大城市多层次界面治理体系重构的过程，正在对北京发展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北京市的超大城市治理变革是从战略目标调整开始的，旨在回答北京这座城市的发展目标是什么，什么是这座城市应该追求的方向。“四个中心”战略定位的提出，使得北京所有的城市治理议题都需要围绕建设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展开，而所有不符合这些战略定位的功能都需要进行疏解，这使得疏解非首都功能成为北京城市治理的首要议题。疏解非首都功能是超大城市治理界面消解的过程，需要通过删除治理界面来实现发展目标，这是从否定性角度来实现界面治理。与此同时，北京还需要围绕“四个中心”战略定位以及“四个服务”的职责使命，来对超大城市治理界面进行重构，以新的治理界面体系满足新的功能定位，并最终实现城市治理目标。从这个意义上看，超大城市的战略定位会引发超大城市治理的结构性调整，这一调整最终会在空间中得以呈现，空间治理变革是战略定位的支撑。北京对超大城市治理进行的系统性变革通过规划治理的方式集中呈现，这也使得规划治理界面的重构成为超大城市治理
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种战略变革和规划变革的协同也可能成为超大城市治理系统变革的新路径。
北京推进超大城市治理的系统变革最终通过一系列议题来展开，有些是否定性问题解决变革，有些是肯定性推动发展变革，它们涉及北京城市治理的方方面面。事实上，任何宏大的变革都要在日常生活中体现，从城市议题变革开始，通过一系列要素和子系统改革来实现系统变革。北京围绕“四个中心”战略定位和“四个服务”的职责使命，开启了一系列的变革，包括对“大城市病”进行回应，提出“新时代首都发展”的命题，围绕“七有”“五性”改善民生，依托12345市民服务热线对市民诉求快速回应、高效办理、及时反馈和主动治理。这些变革只是北京超大城市治理的一部分，它们形成了北京超大城市治理的核心议题。由于议题是问题驱动的，因此不同城市所面临的问题不同，其城市治理的议题也会有差异，这是超大城市治理多样性的基础。正是因为不同超大城市治理所面临的议题不同，所以不同城市可以相互学习。
（作者系公共管理学院公共财政与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所长、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