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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青春记忆里，文学是美丽的，而其中最令我魂牵梦绕的，莫过于在《北京大学校刊》当学生记者的那段时光。

青春北大，笔墨为舞

那是1993年，我进入北大，成为一名大学生。那时的校园没有功利与束缚，只有自由的思想、科学民主的氛围，以及激情洋溢的青春和执著专一的热爱。经历了“文革”余音、改革开放，目击了东欧剧变和冷战结束，中国的学生社团蓬勃发展，文化能量空前释放。《北京大学校刊》学生记者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如同一艘扬帆起航的船，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那是一个真正的文化时代，我们这群早慧的青年，幸运地在最适宜用文字表达人生的阶段相遇。相同的时代背景和个人精神成长史，让我们相聚在《北京大学校刊》编辑部。

1993年9月，我报名参加了《北京大学校刊》学生记者团。我拿着高中时发表的作品去面试，接待我的姜楠同学是时任记者团团长。他亲切地介绍了校刊的情况，我则简单介绍了自己：从小热爱文学，曾任《岭南少年报》学生小记者，并创办苏东坡文学社。几天后，当我在校刊编辑部看到我的名字时，心中充满了喜悦。

在校刊老师的指导和鼓励下，我参与了采访、编辑工作，先后发表了数十篇新闻报道以及对李庆云教授、冯新德院士、张滂院士的专访。魏国英、张黎明、王达敏、赵维平和林阳等老师的教诲，让我终身受益。他们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亦师亦友，我总是喜欢到编辑部与老师们聊天，学会换位思考，懂得做人的道理。多年后，我仍然保持着“与智者沟通”的习惯。校刊老师们教我们：策划、采访、写作、编辑、校对……每一个步骤都脚踏实地，每一步都收获满满。记得1994年12月，我们编辑《北京大学校刊》“元旦特刊”，张黎明老师指导我们从选题到最终审稿。深夜，我和张黎明老师一起踏过未名湖的冰雪，敲响古钟，他告诉我，敲钟的力度全看敲钟人的道行。那夜的长谈，让我感受到他深沉的人格魅力，并坚定了我做人的底线：不愿在资本和权力、虚伪和媚俗中游离生命！我曾在赵维平老师的指导下，参与编辑了“北京大学优秀共产党员标兵”的报道。由于表现突出，1995年我被评为《北京大学校刊》“优秀学生记者”。

当年我们记者团中，有不少人从事了新闻事业。最优秀的当属宋繁银，他曾任南方都市报社副总编辑。

那时的校刊编辑部，位于未名湖北岸，虽空间不大，却以宽广的胸怀接纳了几十名学生记者。五位编辑老师如同我们灵魂的导师，成为我青春记忆中不可磨灭的印记！《北京大学校刊》学生记者的经历，让我的青春如此浓烈。昔日为文字拍案而起的兴奋已逝，但它却铭刻在我的青春记忆和思想中，深刻影响了我的一生。

文字为伴，青春起舞

在《北京大学校刊》当记者的经历，影响了我之后的人生选择，我选择了以文字为伴的发展模式，十几年间，我先后在报社、杂志社、政府机关担任记者、编辑、主编。业余时间，坚持写作。

客居珠海特区十几年，我以文字奋斗谋生，将宝贵的青春献给了文化工作。我笑自己是浪漫理想主义者，拥有阳光、水、空气和文学便知足矣。我仍然相信思想自由、精神个性和文学的力量。我按照科学人才观的标准重塑自我，提升了学历、职称，积累了工作经验和才华能力，更形成了敬业专业的精神。我深知，在现实生活中，能依靠的就是精神的力量和才华。我不愿成为没有思想和人格的异化动物。

十几年奋斗，我出版了六本书，并在《诗刊》《星星》诗刊等国家核心期刊发表了百万字的作品，并多次获奖。

诗意栖居，以笔为舞

文学是我心灵的寄托，安抚我的灵魂，让我远离庸俗与枯燥。我以文学自我激励，以出世的心态入世，用行动为理想奋斗。在市场经济的洪流中，人要有尊严地活着，而精神境界和生活态度决定了生活的品质。文学只有与现实结合，才能彰显价值。伟大的文人能够将理想与才华融入时代和国家的命运中，找到现实的支撑，从而实现人生价值。

人不仅需要物质生活，更需要精神生活。物质是手段，精神才是目的。自由和知识是作家追求的最高境界，而独立人格与自由思想是构筑灵魂的基石。北大的求学经历为我注入奋发图强的力量！至今，我仍珍藏着校刊老师赠送的书籍。这些年，我默默耕耘，用诗的语言图解生活。写作虽让我经历痛苦，却也带来快乐、反省和成长。正因热爱，我在珠海特区坚持创作，努力从生活中挖掘灵感，创造个性化作品。写作扎根于生活，让我在物欲横流的环境中找到灵魂的归宿。

我只是一个漂泊者，怀着执著的理想追寻精神家园。面对母语，我始终心存敬畏；面对诗歌，我满怀虔诚。十几年来，我用漂泊的方式体验诗意人生，以文字滋养身体与精神。虽然文学未带给我丰厚的物质回报，却赐予我思想的利剑与自由的翅膀。漂泊中，我在激励与鞭策、痛苦与呐喊中不断前行。我要带着文学，放牧春天，品味诗意人生。

让我欣慰的是，在乱花迷眼的社会中，北大精神依然在传承。手握笔墨，我书写草根生活，步履坚定，心怀热爱，今生无悔。

（作者为北京大学1993级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