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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中国的县级城市通常可以看到除了工、农、中、建大型银行外还有小型地方性银行，有些城市还存在多家地方性银行，大家竞相挖掘客户，开展业务。银行间形成一定的竞争在某种程度上是好事，它们可以为客户提供更多更优质的金融服务，同时为长尾客户提供信贷的可能。尤其是在大数据时代的当下，银行对金融科技的运用可以极大地提高风险管理水平，挖掘潜在客户的能力。大数据和金融科技的应用对小型地方性银行却将产生很大的冲击，使得这些小银行会面临生存空间的挤压问题。因为现在大型商业银行利用金融科技手段可以将业务下沉到长尾客户，与地方性小银行竞相争夺客户，而地方性小银行无论在思想意识上，还是在科技投入和人才储备上都严重不足，极大地落后于国有大银行。

为什么很多生产效率较高且经营正常的中小私营企业难以得到银行的信贷？这里存在体制机制不顺畅的问题。我们需要对体制机制切实深入改革，其中一个要件是遵循市场化，在信贷市场中关键的是要放开存贷款利率定价，减缓对资金资源要素配置的扭曲。在资源配置方面，央行使用行政手段实行存款利率管制，将存款利率低定，从而导致贷款利率远低于市场均衡利率水平，存在明显的“金融抑制”现象。金融抑制可能存在正负两种效应，正面的效应被称为“斯蒂格利兹效应”，即金融抑制可以快速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稳定市场信心；负面的效应被称为“麦金农效应”，即金融抑制降低金融效率、遏制金融发展。在我国改革的初期，正面效应起主导作用，而现在负面效应占据主导地位。国有企业由于有政府兜底，所以管制下的低利率与国有企业的低风险相匹配，这促使银行给国有企业一个不高的贷款利率，就能形成一个可盈利的价差，只要做大信贷规模就可获得低风险下的可观利润，因此银行就将信贷重心放在国有企业、大型企业、上市公司，从而信贷资金大量流向大型国有企业，而生产效率较高但风险也相对大的中小微私营企业的信贷需求常常得不到满足，因为中小微企业除了风险相对高外，信息也不完整、单笔信贷额小、综合成本高。因此出现中小微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与此同时，另外一端出现国有企业资金充盈，对资金要素不经济地使用，甚至寻租腐败现象泛滥。国有企业在低廉的融资成本下，获得资金方面的制度红利，促使国有企业懒于创新发展提高竞争力，国家难以发展创新。这种制度歧视严重扭曲了资本要素配置，使得信贷资源不能按边际产出均等的原则在企业间配置，导致更多资本流向生产效率较低的部门。国家对一些生产效率低的国有企业的扶持滋生了一批又一批的僵尸企业，政府对一些企业的兜底行为也产生了不少道德风险和系统性金融风险问题。中国经济要高质量发展，必须促使企业朝着创新驱动转型，提高生产效率。在创新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创新型中小企业需要得到金融信贷支持，因此做好资源的优化配置成为新时期的重要任务。此外，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居民的理财意愿也慢慢觉醒，商业银行传统存款不断受到各种新型金融产品的挑战。因为中国股市长期低迷，如果央行继续维持低存款利率，很可能会造成银行存款大量流失，经营难以为继。原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任时曾经多次表示要实现存款利率市场化定价。如果存款利率市场化，那么存款利率定价从央行手中移交给市场来决定，而存款利率市场化势将导致商业银行的融资负债成本上升，它们只有将业务下沉，寻找那些经营状况良好、有还款能力的中小微民营企业，即以前不愿意做的中小微企业客户的信贷业务。当然，商业银行能这样做的前提是具有较高的甄别水平、风险管理和定价能力。现在大数据、金融科技已提供了可以实现的条件和基础。反过来，金融科技和大数据的应用与发展又有利于促进存款利率放开，交由市场定价的机制改革，进而促进国有企业提高经营效率和挖掘创新。

大数据和金融科技是时代的趋势。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基地，要改革传统的教学方案，增添设置大数据、金融科技相关课程甚至新型专业，以适应市场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北大经济学院经过几年的努力，已建立了现代化的AI金融工程实验室，在此基础上金融系开设了金融科技实验班，相信在不久的未来会逐见成效，为中国金融市场高质量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主任，北京大学金融工程实验室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