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型生产方式
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的一个政治经济学范畴。恩格斯曾经讲过，“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资本论》英文版序言）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在学理上和实践上，呼应了时代命题。
学界关于新质生产力的讨论很是热烈，近一年来已经发表了一万多篇论文，但是实事求是地讲，很多文章只是简单的重复，没有涉及和解决学理或实践的根本问题，没有起到为政府制定产业政策、为企业规划发展战略的作用。曾有专家结合地方调研指出，高校的研究目标和企业所需还有很大的落差。一方面，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力发展的判断标准不同于科学技术的判断标准。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可以根据新发现和新技术是否推翻了旧的理论解释、是否改变了旧的工作原理来判断一项新发现和新技术是否发生了质的跃升，但是从新发明、新技术或新工具的出现到它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应用，以及这种应用对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实际影响，需要经历或长或短的过程才能充分显现。因此，政治经济学判断生产力是否发生质变比起根据科学技术标准进行判断要困难得多。另一方面，学术界关于生产力理论长期存在争论和一些似是而非的认识，对生产力的质性判断标准还缺乏统一的意见。然而，这些理论认识和判断对政策实践其实有着很大影响。生产力的质性判断标准，新旧生产力在当前和未来对应什么产业、行业，新旧生产力之间的转换、替代、融合能否在“创造性毁灭”的同时实现“有序的撤退”，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长期展望还是一个中短期可以实现的目标，是否能够通过制度和政策的供给加快其进程等等，正是经济学界亟需回答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质生产力”是政治经济学的术语革命。这个新的理论范畴和过去常讲的“先进生产力”“传统生产力”“落后生产力”等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讲第四次产业革命、科技革命还不够，还要强调生产力的质态变化？这是一个根本问题。结合现实情况，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大背景是历史发展规律和实践发展规律赋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根本要求。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经济发展上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关于经济发展的质量，传统经济理论通常采用的是经济增长方式的提法，高质量发展也即经济从粗放的增长方式向集约的增长方式转变；在涉及新发展格局的时候，高质量发展要从“两头在外”的增长方式向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增长方式转变等等。但是仅仅谈增长方式是不全面的，在增长的基础上还必须考察经济的结构转型、升级和优化。除此以外，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讲，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实现高质量发展，还意味着促进新型生产方式的转化，构建新型的劳动（组织）方式和生产方式。新质生产力是新型生产方式的基础，同时还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即“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只有新质生产力和新型生产关系两方面统合，才能构成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型生产方式。总之，理论界应该从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的高度理解这个问题，而不能停留在技术进步、产业结构、部门结构等表面层次上，按照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来处理这个问题。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根本落脚点在于构建新型生产方式，所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意味着只关注和发展新技术、新部门，“一刀切”地摒弃和淘汰传统部门。传统产业和部门同样需要新质生产力赋能，从而改变自身的生产方式，提升自身的劳动生产力（率）。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根本原因。不久前，北京大学全体党员集体学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邀请林毅夫教授做了主旨报告。他结合经济学理论和各地实践，着重指出不同产业应该采取不同的发展路径，也就是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比如现在仍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如何发展，过去具有比较优势但是现在失去了比较优势的产业如何发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如何从“弯道超车”转向“换道超车”，以及那些无法依靠市场主体、企业主体等自发塑造比较优势的战略性产业如何发展，等等。
最后，关于数字经济，现在不少文章都是“二道贩子”，拿着二手材料来解读，数字劳动、数字资本、数据要素等概念都没有清晰、严格的界定，对数字经济的分析偏描述性，而缺乏学理性。很多基本的理论问题都没有解决，比如什么劳动可以归属为数字劳动，数字劳动如何创造价值和使用价值，数据要素是以独立形态存在的生产要素还是复合形态的生产要素，数据要素在什么条件下成为私人资本，等等。这里面涉及到很多需要大家一起努力研究的问题。
（作者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