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全因地制宜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宣告“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
科技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核心因素，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符合时代特征的发展驱动。在过去两百余年的时间里，以蒸汽机、内燃机、电气化、计算机技术的发明与应用为代表的三次工业革命显著提升了人类社会改造自然的能力，而引领这些技术发展的国家无一不借助相应技术的力量形成了自身的产业优势，最终成为了时代的弄潮儿。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背景下，为找到中国式现代化的驱动内核，继续提高现有生产力发展水平进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了“新质生产力”这一全新概念，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逻辑。
“新”是新质生产力的起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强调：“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在听取黑龙江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与传统生产力不同，新质生产力新在紧盯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的突破，以新技术、新经济、新业态为主要锚点；与西方传统经济学着重强调技术研发不同，新质生产力通过着眼于新技术应用所引领的新经济与新业态，为技术研发提供了生态闭环，从而为科技创新提供蓬勃动力；与传统创新理论单纯强调生产效能的提高不同，新质生产力强调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从而落实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与毁灭性创新不同，新质生产力强调运用数智技术、绿色科技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体现了发展的平衡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
已有研究常将人工智能技术看作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人工智能作为新技术的代表,不但使得数据成为了重要的生产要素，还通过赋能传统生产资料，拓展了劳动对象的边界，是技术赋能实体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整体而言，人工智能是使得智能体获得诸如判断、生成、决策等“类人智能”的技术手段的总称。我们大致可以将人工智能技术分为三类：监督学习、非监督学习以及强化学习。不妨将智能算法看作孩子，将监督学习过程视为家长（人类）通过不断教授孩子针对特定问题的答案（标注数据），以训练他们回答特定问题的能力。非监督学习则可以视为家长仅通过不断教授孩子从大量问题中找到提问的规律（未标注数据），以训练他们学到数据特性。强化学习则是家长将孩子置于一个交互环境，让他不断经历和感受，通过不同行为所导致环境给予的正负向刺激（激励反馈），不断试错、调整，从而培养孩子解决问题的能力，如著名的AlphaGo算法。即便是当前流行的GPT算法，也可以被视为监督学习、无监督学习与强化学习的交叉融合。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一个系统性工程
与此前历次革命性技术一样，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在提高社会生产效率的同时，对劳动力市场也造成了潜在的冲击。与汽轮机代替了马夫、车夫，纺织机代替了纺织工人，有线电话、无线电报代替了邮差，自动化生产线替代了产业工人类似，智能化算法这个“孩子”也在后浪催前浪的过程中开始替代高重复性劳动，由于其“智能”属性，也开始侵蚀管理类、创新类岗位。但值得注意的是，每一次的科技进步还会通过提升传统行业生产效率和技术革新改变原有社会生产组织结构、产生新的业态，通过改变传统行业工作内容，从而衍生出新型工作岗位。比如在自动化技术出现后的数十年内，美国服务业类工作，尤其是生产类服务业，呈现出了快速发展的趋势，但社会也呈现出贫富差距快速拉大的经济现实。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古往今来，很多技术都是“双刃剑”，一方面可以造福社会、造福人民，另一方面也可以被一些人用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民众利益。
发展先进生产力的过程是一个系统性工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关系如果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则会促进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反之，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将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新质生产力既需要政府超前规划引导、科学政策支持，也需要市场机制调节、企业等微观主体不断创新，是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共同培育和驱动形成的。
比如在人工智能技术的推广应用中，市场机制是这一技术能快速发展的必要一环，而政府的规划、支出是使得技术发展的成果最终落实到人民、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的必然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激发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和数据等生产要素活力，更好体现知识、技术、人才的市场价值。”人工智能技术对劳动要素的替代效应，固然通过人机交互模式提升了劳动生产力，推动了劳动力要素不断向创造类劳动升级，但这一升级过程存在着调整成本。加之，人工智能所必须的资本开支，也使得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一定裹挟着对劳动剩余价值的剥削：平台类企业基于经营过程中所收获的大量数据资源，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将人类智力物化，从而削弱劳动者和消费者的议价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要规范数字经济发展、完善数字经济治理，强调要纠正和规范发展过程中损害群众利益、妨碍公平竞争的行为和做法，防止平台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依法查处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立足中国国情统筹发展全局的现实选择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必须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改革，立足新发展阶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激励约束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健全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体制机制，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不同地区在自然资源分布、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人力资源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和多样性，发展重点不尽相同，而创新型的技术研发所需要的巨大研发成本及与生俱来的“马太效应”还可能导致地区和行业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因此，如何基于区域和产业特点加速传统劳动力要素向创造类劳动要素转型升级，如何平衡好传统产业、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的发展结构，如何在利用好区域禀赋的同时统筹好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以及地区内部发展差异，是脚踏实地发展新质生产力以达成协调发展、优化空间布局目标的重要问题。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立足中国国情统筹发展全局的现实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各地考察时，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出了不同行动方案。比如，东部地区具有坚实的产业基础、丰富的科教资源和良好的营商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强调，“要突出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个重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人才流失相对严重、创新活力相对不足，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时强调，“积极培养引进用好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深化东中西部科技创新合作，促进中央企业与西部地区融合发展。”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特点，不但包含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等先进制造业，也包含智慧农业、智慧教育、智慧物流、远程医疗、电子商务等一系列农业、服务业赋能路径，还为区域间的合作提供了新的平台和便利。跨区域的数字产业集群和产业链合作机制，可以促进不同区域之间的资源共享和协同发展。比如，东部地区的数字技术和产业优势可以与中西部地区的资源和成本优势相结合，形成优势互补的区域发展格局。但在整合区域发展优势和产业结构特点的过程中，我们也仍要意识到人工智能不具备建构组织关系的能力。当前区域协调组织仍旧处于松散模式，缺乏政策的集体约束力和稳定的制度结构，导致合作利益关系调整困难，实现生产要素区域间的协同匹配仍旧需要稳步探索的制度型改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科技事业快速发展，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深化，全球创新指数已跃升至第 12 名；产业结构优化调整，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已提升至15.7%；全面绿色转型不断提速，能耗强度累计下降 26.1%；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均居世界前列，引资规模稳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展望未来，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美好远景如同一幅壮丽的画卷正徐徐展开。随着我国科技的飞速进步与创新能力的不断跃升，我们将见证一个智能化、绿色化、高效化生产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纳米科学等前沿领域深度融合，不仅极大地提升了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更实现了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与对环境的最小影响，人类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同时能享受工作与生活的和谐统一。这不仅是生产力的革命，更是人类文明的一次飞跃，一个更加繁荣、可持续、以人为本的美好未来正向我们大步走来。
（作者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长聘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