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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划经济时期，人们的口粮供应分为农村粮、定销粮和商品粮。广大农村人口的口粮，是由所在生产队在完成公购粮缴纳并留存足够种粮后，将剩余粮食按人口分配到各家各户；若口粮短缺，生产队可向上级申请返销粮。从事渔业、林业等专业生产人员，以及部分下放到农村的国家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职工，其口粮属于定量定向销售的粮食。城镇居民和单位工作人员的口粮依据年龄和工种分配，每户凭借粮本到粮店购米。不过，农村粮、返销粮和商品粮均为定量供应，故而被称为“定粮”。

我出生于农村，小时候常处于饥饿状态。每年春季，生产队分配的口粮难以满足需求，家中会在米饭里掺入白菜叶、萝卜丝，或者将红薯作为主食，以此度过饥荒。那时，浪费粮食的现象极为罕见，米饭掉落在桌子或衣服上，人们会习惯性地立刻捡起放入口中。若小孩倒掉剩饭，必然会遭受皮肉之苦。

我需要背米，徒步到离家三十华里的老县城上学，路途遥远且米较重，父亲便从家中称出适量的米，到公社粮管所换成代粮证。随后，我凭借代粮证到学校换取等量的饭票，如此既节省了劳力，又方便许多。

1979年，我考取师范学校。生产队安排两名劳动力从队里粮仓装了两车稻谷运到粮管所，预支我近一年的口粮指标。我拿着粮管所开具的条子，到公社将农村粮户口转为商品粮户口。从此，我成为吃商品粮的一员，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愿望，内心的兴奋难以言表。要知道，当时商品粮户口极具吸引力，农村人对此羡慕不已。

就读师范期间，每月定粮为34斤，每天一斤多一点，这对当时十七八岁的我来说显然是不够的。所以每学期开学时，我都会从家中驮一袋米到粮店换成粮票带到学校。每逢周末，我与同学上街，吃肉包子、素面或者煎饺，一个包子四分钱、一两粮票，以此改善伙食。

1981年师范毕业，我被分配到一所农村中学任教，定粮降至每月29斤。刚开始也吃不饱，或许是学校食堂伙食改善，菜肴油水增多，饭量随之减少，“定粮”也就够吃了，甚至还有剩余。校内有近百亩田地，种植粮食和蔬菜，还养猪，除农工外，师生也参与劳动。丰收时，学校会将花生、豆子分一部分给全校师生。

1991年，我调到城里机关工作。一家三口的口粮定量为每月74斤，早米每斤0.138元，晚米每斤0.142元。定粮基本够吃，积攒的粮票可拿到集市换鸡蛋，1斤全国粮票换4个鸡蛋，本省粮票换3个鸡蛋。没过几年，粮食供销政策放开，市场上可买到大米，无需定量供应。从此，粮油供应证便被闲置在抽屉一角，成为永久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