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武昌都府堤“毛泽东同志旧居”对面的“中共五大旧址纪念馆”自2007年开馆以来，成为武汉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党和国家领导人到湖北视察工作时，大多都要参观中共“五大”纪念馆。特别是2021年开春后，到纪念馆参观的人天天爆满，成为武汉市红色旅游地的一张名片。但是，许多人并不知道此馆的建立是来之不易的。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由于对“五大”的评价很低，因而不可能恢复其旧址。只是到了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科学的春天”到来，湖北党史学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毛磊教授等根据悉心研究对传统的评价提出不同意见，又经过二十多年的反复辩论，真理念辩愈明，到2007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部门对学者各种意见深入研究后，认为应实事求是的评价“五大”的功过，得出的结论是应基本肯定“五大”在党史上的历史地位，尽管“五大”有明显的错误，也应恢复旧址，还历史以真面目，现将这个曲折发展过程简要介绍如下。
一、传统的说法是中共“五大”“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从1951年开始党史学界普遍认为，“第五次大会在事实上就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这不是某个人的观点，而是时代的产物。1951年处于什么形势下呢？第一，战争仍在激烈进行中。此时正是志愿军入朝作战最艰难的时刻。国内的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正大张旗鼓进行中，因而此时全党的阶级斗争观念很强。对于“五大”后即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人的汪精卫恨之入骨，因而对“五大”的评价不可能冷静对待。第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当时在全党占统治地位，他主持的“五大”不可能得到正面的评价。第三，1951年时，党的文件还未能很好地搜集起来，在没有充分的历史档案文献为根据的情况下，发生差误是难免的。在以上形势下，作出“五大”
“没有解决任何问题”的结论是很自然的。
二、毛磊等1981年发表论文对“五大”的评价提出了新观点1981年为庆祝建党的60周年，《湖北财经学院学报》约本校党史教师毛磊等写一篇纪念文章。毛磊、刘继增、袁继臣三位党史教师为响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伟大号召，自1979年开始对“五大”有关资料进行深入系统研究后发现，“五大”还是解决了很多的问题的，有大量文献资料证明“五大”对党是有贡献的。因而毛磊提出要写一篇为“五大”
“正名”的文章。在当时这样做可能会有很大的风险，但他们以对党负责，对历史负责，对自己职业负责的精神，决定不计较个人得失发表“正名”的文章。故而由毛磊执笔的《试论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历史地位》一文于1981年发表于《湖北财经学院学报》第三期上。文章的主要内容有四部分，一是“五大”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包括“西北学说”，就是陈独秀等人认为中南部的敌人太强大，应到西北与冯玉祥合作发展。其实质就是放弃已有农民运动基础的中国南方各省，逃避强大敌人的压力，是典型的右倾思想。由于对“西北学说”作了批判，因而才可能在汪精卫叛变革命后中共中央立即作出在湘鄂赣粤四省进行武装起义的决定，并能坚决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二是作出土地革命和建立农村武装与农村革命政权的决议。三是大批优秀党员被选进入中共中央，特别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人进入中央，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四是大会存在的错误主要是对武装斗争问题缺乏足够的认识，对汪精卫的叛变阴谋丧失警惕，因而未能挽救大革命的失败。这篇文章的主要精神就是基本上肯定了“五大”的贡献，同时也指出其错误。此文发表后，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编辑部认为这是一篇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文章，加以复印在全国发行，从此引起了轩然大波。在当时的情况下，毛磊等这篇文章的观点曾一度受到批判，有人批判毛磊等的文章是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翻案，不与中央保持一致等等。这给毛磊造成很大的压力。
到了1991年，为庆祝建党70周年，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对“五大”的评价却未用“没有解决任何问题”的提法，为党史学界进一步研究“五大”提供了新的思路。这表明对“五大”的评价前进了一步。也是对毛磊的一种鼓励。
三、毛磊的《八七会议与党的“五大”关系初探》进一步论述了对中共“五大”评价的新观点为纪念八七会议七十周年，1997年，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主持召开学术会议。毛磊根据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对“五大”评价的新思路，受到鼓舞，撰写了《八七会议与党的“五大”关系初探》一文。此文从三个具体问题进行论述：
第一，关于土地革命问题。毛磊认为，“五大”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和八七会议通过的土地革命决议之间，没有本质的不同，只是在个别问题上有所不同。可以说“五大”的土地问题决议与八七会议土地革命问题的决议是相通的，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发展。毛磊在文章中把两个土地问题的文件都罗列出来，两相比较，的确是大同小异。充分说明“五大”在土地问题上的贡献是很大的。正是根据“五大”的决议，八七会议决定“土地革命”是今后斗争的总方针之一。
第二，关于组织问题。毛磊以大量的历史事实，特别是把“四大”选出的14名中央执行委员名单与“五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与候补监委名单55位都罗列出来，可以看出后者比前者增加了三倍多。而且不仅是数量的增加，质量也大大提高。50多位党的优秀干部进入中央，在党的建设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五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大革命失败后，力挽狂澜，是促使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的决定性力量。如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李立三领导的南昌起义，李维汉、瞿秋白主持的八七会议，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到湖南领导秋收起义时，就是以“毛委员”的身份出现的。张太雷也是以“张委员”的身份领导广州起义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文章引用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11日发出的关于八七会议的通知中所说：
“直到八月七日，各地到会的……有中央委员12人，候补委员3人……虽因人数不足不能作为全党正式的紧急会议，但是这八七会议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也就是说到会的中央委员只有15人，未达到中央全会的法定人数，因而只能称为“紧急会议”。同时也说明，如果不是“五大”选出的几十名中央委员有15人出席八七会议，恐怕连“紧急会议”这个名称也不能用。这说明“五大”选出的中央领导人法治观念是很强的，一切要按党章办事。
第三，关于武装斗争问题。毛磊认为“五大”为八七会议提供了反面的教训。就是八七会议接受了“五大”不重视武装斗争的教训。从而决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方针。
毛磊的此文得到八七会议旧址纪念馆的同意，收录在会议论文集中，出版书名为《丰碑》（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此文的特点是以事实说话，引用党的文献，摆出历史事实，把人名、数据等说得很清楚，事实胜于雄辩。这就为党史学界进一步研究“五大”提供了重要参考。
四、毛磊的《论中共中央纪检机构在武汉的创立》一文把“五大”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为庆祝建党85周年，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举行了学术研讨会。毛磊为大会提供的《论中共中央纪检机构在武汉的创立》一文，（见《湖北省中共党史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79-286页）。因为这是全面、系统研究中共中央纪检机构成立的第一篇论文，而且提出如何挖掘此宝贵历史资源，为当前反腐败斗争服务的具体建议，因而引起各级党的领导机关的重视。首先是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的易福才主任和宣教处处长宋健的重视，他们即向武汉市纪委书记车延高汇报。车延高认为这是一件大事，必须立即办理，大力宣传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于是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中央党史研究室很重视此次会议，派出第一研究部李蓉主任到会指导，并在会上表扬毛磊在“资政”方面作出的贡献。此次会议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随后又在“五大”会址建立了一个永久性的“中共反腐倡廉陈列馆”。王岐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汉时参观此陈列馆后深受感动，表扬武汉市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好事。该地也成为廉政勤政的教育基地。中共中央纪检机构在“五大”上成立，是“五大”对党的建设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功不可没。因而为“五大”作出科学评价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五、毛磊《试论中共“五大”的历史贡献》一文发表，有力地推动了为“五大”作出科学评价的步伐
毛磊此时是乘中央纪委成立80周年纪念活动的东风，于2007年5月在《湖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上发表了《试论中共“五大”的历史贡献》一文，明确提出“五大”有十大贡献。其中特别提到在组织建设方面的贡献，即第一次使用“中央委员会”的名称，第一次设立“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选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这个体制一直延续至今。尤其是第一次提出“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为党的组织原则，这是“五大”作出十大贡献中最突出的贡献之一。因为从“一大”到“四大”党的文献中都强调要实行集权制，助长了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这是违背列宁建党原则的。从“五大”以后，中共一直坚持、完善“民主集中制”，是党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组织保证，有着深远的意义。旗帜鲜明地提出“五大”的十大贡献，《湖北大学学报》敢于担当予以发表，是需要理论勇气的。此文的发表在党史学界引起了关注，有力地推动了为“五大”作出科学评价的步伐。
六、建立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是为“五大”作出科学评价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对于毛磊等人关于“五大”的文章和不同意见的争论文章是十分关注的。因为这是党史上的一个重大历史事实，应该有一个科学的评价。他们经过几十年的长期调查研究，在大量中共中央文献的基础上，吸收党史学界学者的研究成果后认定：“五大”虽有突出的错误，但对党作出了许多贡献应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认为应恢复“五大”旧址。时任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的李景田同志与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的俞正声同志商议，在武昌“五大”旧址上建立纪念馆，并得到俞正声同志的大力支持。双方共同决定于2007年在“五大”召开80周年之际恢复“五大”旧址，并同时举行纪念“五大”召开80周年全国性学术研讨会。省市党史办接到任务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各项筹备工作，于2007年秋在武昌紫阳湖宾馆召开了学术会议。尽管这是中央党史办和湖北省委的决定，但仍遇有阻力。据时任湖北省党史办副主任的方城同志对毛磊说：当时有人不同意专门为纪念“五大”而召开学术会议，后来用从“五大”到“八七会议”80周年学术会议为题才得以举行，并在主办方的坚持下，才得以请毛磊在大会开幕式上作主旨学术报告。在大会发言中，不少人就很赞同毛磊的报告。如湘潭大学某位教授说：毛磊教授发表第一篇为“五大”作出科学评价的文章，对我们很有启发。全国各地的代表对于此次学术会议评价很高，认为湖北和武汉的党史办能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五大”作出科学的评价，值得我们学习。全体代表参加“五大”会址纪念馆开馆盛典，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李景田与湖北省委领导人罗清泉在典礼上发表讲话，实事求是评价“五大”的功过，代表们深受教育。
“五大”会址纪念馆的建立，标志着为“五大”作出科学的评价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因为按照1951年的评价是：五大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基本上否定“五大”，当然就不能恢复“五大”会址纪念馆了。必须为党作出贡献的会议才有资格建立纪念馆，否则就没有建馆的价值。
七、《中国共产党简史》和《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都对“五大”作出科学的评价
2020年，为纪念中共百年华诞，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有关党史研究部门，以“本书编写组”的名义出版了《中国共产党简史》一书，供全党和全国人民学习党史之用。2023年，中共中央党史与党的文献研究院编著出版了《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可以说这两本书反映了全党的意志，是对中共百年史进行科学论述的蓝本，是我们学习党史的主要教科书。现把《中国共产党简史》当中对“五大”的评价抄录如下：
“在大革命紧急关头，1927年4月至5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82人，代表全国57967名党员。
党的五大选出了党的中央委员会，随后举行的五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陈独秀为总书记。还选举产生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这在党的建设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会后，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党的五大的要求，通过了修改党章的决议，正式提出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首次把民主集中制明确写入党章，首次把党与青年团的关系写入党章，首次明确入党年龄须在18岁以上。党的五大提出了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等一些正确的原则，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没有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难以承担起挽救革命的任务。”以上的内容可以说是对“五大”的三个肯定。
从以上的文字中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简史》对五大的评价是科学的。这是总结70年来党史学界对“五大”评价得出的科学结论。特别是指出：在五大上第一次成立的中央纪检机构，在党的建设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重要意义”这四个字是对五大的高度评价，与传统的评价说“五大”
“没有解决任何问题”相比较，变化是很大的。还用了几个“首次”：首次把“民主集中制”写入党章；首次把党与共青团的关系写入党章；首次明确入党年龄须在18岁以上，以此肯定“五大”的功绩。在评价的最后一段说，大会提出争取党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实行土地革命三项原则，这都是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大会提出此三项原则是很重要的。《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对于《中国共产党简史》从三个方面加以肯定是完全同意的，并加以重申，说明两书在此问题上是一致的。就是在指出“五大”的错误时，遣词用字也很谨慎，如批评“五大”未重视武装斗争时写道：“特别是如何建设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没有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难以承担起挽救革命的任务。”这些用词都是很准确的，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两书的作者们善于吸收最新的研究成果，发扬党的“从群众中来”的优秀传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应很好学习两书以武装自己，把党史研究搞好，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加巨大的动力！
八、几点感想
第一，对“五大”评价从“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到“具有重要意义”的曲折过程中，使我们认识到邓小平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论断的正确性。他说：过去打仗之所以能胜利，靠的是实事求是，现在搞建设和改革开放要取得胜利，同样靠的是实事求是。虽然经过70年才能对“五大”作出科学评价，但充分说明党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党的创新理论的精髓也是实事求是，我们必须发扬实事求是的根本精神，才能把中国的各项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否则，我们就会失败。把实事求是当作我们的命根子，这是学习党的百年史最重要的心得与体会之一。
第二，毛磊教授作为一位大学的党史教师，竟然为一次党的代表大会的评价提出自己的新观点，得到中央党史研究机关的重视，这的确是我校对党史研究的重大贡献，这在全国高校中是很突出的，在我校的校史上是光辉的一页。需要指出的是，我校学报敢于在1981年发表毛磊等对“五大”研究的文章，也是很有政治勇气的，这种精神应该继续发扬。
第三，毛磊教授在对中共“五大”研究中体现出来的精神令人敬佩，感动了许多人，我也深受感动。特别是我校党史硕士点2006级研究生王超跟着毛磊教授参加了关于“五大”的学术会议，震动很大，从此经常上门请教毛磊教授。王超以优异成绩毕业后，被广州市委党校择优录用，现在是广州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广州市优秀教师，广州市岭南英才。这充分说明王超继承与发扬毛磊教授在研究中共“五大”的过程中所体现的优秀品格：创新、奉献、担当等学术思想、学术活力，尽到了一个党史工作者“资政育人”的光荣职责。这些都应给予充分的肯定和大力发扬，为实现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离退休人员党委副书记、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