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1904—2005）是中国著名现代作家“鲁郭茅巴老曹”中坐第四把交椅的人物。他不仅撰写小说硕果累累，而且在翻译领域亦多有建树。首先是翻译理念独特，其次是翻译成果丰繁。
巴金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即“一部文学作品译出来也应该是文学作品”。众所周知，所谓“一部文学作品”，至少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属于一种语言艺术，二是被赋予思想感情，三是话语中蕴含着审美意识形态。基于此，巴金进一步提出：“流畅或漂亮的原文应该被译成流畅或漂亮的中文”。如何使达到这种境界？巴金认为：“好的翻译应该都是直译，也都是意译。”翻译界不少人总是将“直译”与“意译”截然分开，泾渭分明。巴金却反其道而行之，偏偏将它们揉合在一起。翻译中，往往牵涉到一个至关重要的标准，即“忠实”。对于这个标准，巴金的解释是：“真正的‘忠实’，应该是保存原作的风格，而不是保存外国文句的构造；真正的‘忠实’，应该是对原作每一整句的‘忠实’，而不是对原文的每一个单字的‘忠实’。”从巴金这番解释中，我们可以悟出，所谓“忠实”是对原文风格的忠实，是对原文每一整句的忠实，而决不能斤斤于原文的句子结构或原文的单字意义。
巴金的翻译实践与他的小说创作可以说是同步进行。1927年，巴金在法国巴黎留学期间，最先将自己的译笔指向俄国无政府主义理论家克鲁泡特金的学术著作《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紧接着便将创作的笔锋转向自己的处女作长篇小说《灭亡》。从那以后，巴金的两支健笔如同双刃剑一般，时时飞舞在翻译和创作两个领域，金光闪耀，业绩辉煌。巴金先后翻译过王尔德的《快乐王子集》、屠格涅夫的《父与子》《门槛》《前夜》等等。
在巴金的译作中，我比较专注于他翻译的《往事与随想》一书。这部书是俄罗斯著名思想家兼作家赫尔岑的名著，1979年11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在这部译作中，巴金那精彩的译笔，一丝不苟地践行了自己的翻译理念。巴金在1978年9月17日的翻译《后记》中曾写过这样一段话：
“《往事与随想》可以说是我的老师。我第一次读它是在一九二八年二月五日，那天我刚刚买到英国康·加尔纳特夫人（Mrs.C.Garnett）翻译的英文本。当时我的第一本小说《灭亡》还没有写成。我的经历虽然简单，但是我心里也有一团火，它也在燃烧。我有感情需要发泄，有爱憎需要倾吐。我也有血有泪，它们要通过纸笔化成一行、一段的文字。我不知不觉间受到了赫尔岑的影响。以后我几次翻译《往事与随想》的一些章节，都有这样一个意图：学习，学习作者怎样把感情化成文字。现在我翻译《往事与随想》全书，也不能说就没有这样的意图，我要学习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这段话出自一位74岁的老人，读后不免令人震撼。巴金还有一种说法。他于1987年11月19日在给姜德明的信中写道：“我的译文也不见得高明，可能是借别人的酒杯盛自己的酒。”这句话的深层含义分明就是表白：译者翻译的时候，不可避免地注入了译者本人的情感。巴金翻译的《往事与随想》中有这样几段译文：
“我的写作进行得很慢，要使某一种往事经过沉淀变成明晰的思想———尽管它不能给人安慰，它是忧郁的，却为理智所谅解———这需要花许多时间。倘使做不到这一点，纵然会有真诚，却不可能真实！”
“这里叙述的事情唤起了我的一幕幕的梦景，它好像是难认的字，只有我才有开启它的钥匙。可能只有我一个人听见精灵怎样在字里行间跳动。”
毋庸置疑，译文里一定翻滚着巴金本人内心深处的思绪波涛。
巴金的一生，是写作的一生，也是翻译的一生，更是刻苦学习的一生。他永远是我们紧跟的楷模，永远是我们追随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