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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汝康，江苏武进人，人类学家、古人类学家、解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40年南京中央大学生物系毕业，1946年赴美国华盛顿大学（圣路易）留学，获博士学位。1949年至1953年任大连医学院解剖教研组教授，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中国解剖学会理事长。兼任北京大学、中山大学、香港大学教授，1980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在古人类学研究方面，开创了中国人自己深入研究人类化石时期，提出了从猿到人的过渡，人类体制发展的不平衡性，人类的新进化等理论。创建新学科“今人类学”，在国际学术界获得高度评价。

从计算员到研究员，立志成为被国际学术界认可的专家

1916年2月19日，吴汝康出生在江苏常州武进县一个仅有五十来户人家的龙村。他幼年丧父，家境清贫，虽然以优异成绩从常州中学毕业，但因交不起上大学的高额学费，高中毕业的吴汝康只能跟随哥哥从这个村子走出来，选择进入社会谋生。经过应聘一周后，他收到了一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公函，成为一名人类学组计算员。等他高兴地走上工作岗位，才发现这个职位，并不是敲着算盘计算，而是需要进行繁重枯燥的体力劳动。那个年代的计算器还是手摇的，要依靠人工操作，十分笨重。这份枯燥乏味的工作让很多人无法忍受，吴汝康却默默坚持了下来。正是这份坚持，让吴汝康遇到了人生旅途和科研事业中的“伯乐”——著名人类学家、中国人类学的主要奠基人吴定良先生。吴定良很欣赏吴汝康的踏实可靠，带着他奔走在贵州、云南等地，开展大量体质调查，为他打开一扇实地接触人类学研究的大门，成为影响他人类学研究历程的第一位老师。次年，吴汝康积攒出足够的学费，顺利就读中央大学生物系。就在他珍惜来之不易的大学学习机会，发奋读书的时候，学术界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1936年11月，全国各大报纸争相刊登一则重要新闻，北平周口店又发现三个“北京人”头盖骨。这三个北京猿人头盖骨是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发掘出土的，那是中国第一个从事新生代地质学、古生物学和人类学研究的专门机构。但是，由于挖掘和研究的经费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发掘出来的北京猿人化石，都由国外控制的机构保管，中国学者无法直接开展猿人化石研究。研究成果的署名也都是美国、加拿大人类学家，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够在国际学刊上发表中国出土的“北京人”的论文。最让吴汝康不服气的是，他们根本不相信中国科学家具有研究能力。这深深刺伤了吴汝康，他发誓：不仅要从事现代人类学研究，而且一定要在古人类学领域成为被国际学术界认可的专家。

在战火淬炼和优渥生活诱惑的考验下矢志不渝，毅然踏遍祖国山山水水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央大学西迁到重庆郊区嘉陵江畔的沙坪坝，用42天时间盖起了低矮简陋的教室和宿舍。吴汝康也告别了家人，溯江而上，来到重庆。他一边继续在艰苦环境中发奋学习，一边还得“跑警报”。有一个夜晚，日本军机又来空袭，吴汝康没来得及跑进防空洞，只能就地躺下、听天由命。好几个炸弹在他附近爆炸，火药味四处弥漫。大难不死，他更加珍惜生命和时间，立志要让自己活得更有价值。1940年，吴汝康以优异成绩毕业。因为对人类学研究的热爱，他选择重返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组，担任研究实习员，正式开始专业系统的人类学研究。他给吴定良先生当研究助手，到贵州安顺、平坝、普定、织金等县深入调查居民体质。当时正值战火纷飞、兵荒马乱，冒着被土匪抢劫杀害的危险，他行走于祖国的山山水水之间。

1946年底，吴汝康考取公费留学美国的资格，到华盛顿大学医学院解剖系作研究生，研读体质人类学。三年后，他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当时，导师都劝他留下来。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发来邀请函，邀请他去该校任教。但吴汝康却断然谢绝了，他放弃了在美国优渥的物质生活，更放弃了学术资源和研究环境。当时，也有人劝他追随国民党南下，毕竟他的妻兄已经成为国民党的新闻界要人，可以为他安排收入很高的工作，但他仍选择历尽千辛万苦，回到祖国的怀抱，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他辗转到达大连医学院，在解剖学系任教，他在关键时刻做出的人生抉择，绝不是偶然突发奇想，更不是随波逐流，而是自幼养成的对祖国深厚的爱。他回忆说，自己“热切希望中国能很快强盛起来。祖国不强盛，外国人就看不起你，你就要受气”。在大连医学院工作的时候，没有现成的中文人体解剖学教科书，吴汝康为学生授课，讲义用的是他自己挤出时间编写的油印本。他积极地进行探索，在本来比较枯燥的解剖学教学中结合进化和机能的观点，使之变得比较生动活泼。

1952年，他偶然到中科院看望朋友。正好遇到时任中科院编译局局长的杨钟健。杨钟健正奉命筹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吴汝康完全没有考虑个人的待遇等问题，当场应允。次年，他便开始兼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研究员，主持了大量中国人类化石的研究。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之间，中国发现的人类化石和古猿化石，大多是经过吴汝康测定，并由他研究或者由他主持研究的，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和专著。他从事田野研究，足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有些地方的考察环境非常艰苦。有一次在云南，亲历者回忆田野考察时住的屋子，“夜里，房顶天花棚里的老鼠开始出来乱窜，如果他们不把食物用铅丝吊挂在空中，就会被老鼠毫不客气地吃掉”。吴汝康自己回忆田野考察的情况时却说，“在野外寻找化石，穷乡僻壤，翻山越岭，得付出艰巨的劳动。但身躯的疲劳，夜晚睡上一个好觉，便恢复了。在室内研究，白天凝神思索，夜晚入睡后，脑子里还会思绪沸腾，浮想联翩，不得安眠。但是有时脑子里会突然产生一种想法，自己觉得很有意思，可能便是所谓的‘灵感’，可是早晨醒来，却忘记了。于是我以后每遇到这种情况，便打开床头灯，在床头的小本子上记录下来，很有启发。”这就是吴汝康对科学的执着。

20世纪60年代，在那场人猿分界的辩论中，吴汝康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指出从古猿演变成人是一个大的质变过程，有一个漫长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的生物属于亦猿亦人的阶段。直立行走、制造工具、大的脑子、语言、意识、社会等人类的重要特征并非同时出现，亦猿亦人过渡阶段的开始的标志是两足直立行走，结束的标志则是制造工具。这些著名的论断，不是来自头脑的臆想和推测，而是扎扎实实地科研实践和理论探索。

以朴实无华的学风和作风，为中国和世界人类学事业做出卓越贡献

吴汝康向年轻人传授自己多年从事科学研究的体会时，语重心长地讲，“科研工作是艰苦细致的工作，切不可急于求成、草率从事，更不可好高骛远，奢望一步登天立即获得重大成果，当然，更不能弄虚作假。”在田野研究的过程中，他朴实无华的工作作风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为了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吴汝康注重学以致用，重视加强对于我国现代人体质的研究。他与同事们编写《人体测量方法》，参与了中国工业人口成年人身体尺寸国家标准的制订。他安排学生测量研究所收藏的大批现代人肢骨标本，让学生熟悉测试人骨的诸多方法。20世纪70年代后期，江西省宁都县公安局处理一宗无名尸骨案，请求吴汝康的学生去做鉴定。经过科学的骨骼鉴定方法，他们很快就测算出了死者的性别、年龄、身高，还观察到死者牙齿罹患齿槽脓肿的病症信息。这些信息反馈给公安机关之后，一起多年下落不明的青少年失踪案终于告破。他的学生感慨道：“由此我确信吴汝康和吴新智先生主编的《人体骨骼测量方法》之科学性。这本书问世，能破译多少起残骨中隐藏的冤案啊！”

这样一个广受赞誉的科学家，对自己的评价却是“书呆子”。其实，这并不是“呆”，而是对学术和真理的专注和热爱。他经常说，“从事科研工作，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从一件小事上，也能够感受他的朴实无华、实事求是、不慕虚名的学风。20世纪80年代末，湖北发现了一个相当完整但被压扁了的人头骨，后来被误认定为南方古猿。南方古猿在中国还不曾被发现，这一说法即刻引发了媒体轰动。不少电视台、报纸竞相报道了这一“重大发现”。这件事本来跟吴汝康并没有直接关系，而且，做鉴定的也是同一个“圈子”的，似乎没有必要去“得罪”人。但看到报纸后，吴汝康立刻给湖北当地主管文物工作的负责人写了一封信，坦率指出这个新发现的头盖骨不是南方古猿，最终鉴定结果证明，这个头骨是直立人的，的确不是南方古猿。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出于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更是出于对中国古人类学科学声誉的关心和负责。

李路阳先生在撰写吴汝康先生的传记时，在后记中记录了一件很小的事情。吴汝康之女吴建新曾经回到故乡的小村庄，问一位村民“∶你知道吴汝康吗？”对方特别兴奋、特别自豪地滔滔不绝起来“∶当然知道了，他是我们村出去的，那可是大科学家，国际知名的古人类学家啊！毛主席接见过他，他还跟周总理握过手呢！咱们国家出土的化石差不多都是他鉴定的。”吴建新乐了，心想：“他怎么比我知道的还多，要不是看到我爸的传记，我压根儿就不知道我爸跟周恩来总理握手的事儿。”吴汝康在家人面前，从来不炫耀自己的荣耀，他总是低调地读书、做学问。家人对他的评价是“一门心思安安静静做学问的老实人”。正是这个一门心思安安静静做学问的老实人，为中国人类学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他的著作《巨猿下颌骨和牙齿化石》一书，成为中国古人类学的经典著作，被美国、日本、韩国等诸多国家翻译、翻印，滋养了全世界人类学研究者。他关于蓝田、周口店、和县的直立人、丁村、马坝、资阳与建平等处的智人化石的研究报告，至今依然是研究中国古人类学者的必读参考文献。美国出版的《体质人类学历史百科全书》中，他是唯一作为专条被列入的中国体质人类学家。何梁何利基金会在为他颁奖时，评价道：“吴汝康在国际上享有盛誉，把中国的人类学事业推向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那个曾经交不起大学学费的少年，那个勤勤恳恳操作手摇计算器的计算员，在自己热爱的这片土地上，成功实现了科学梦想。

2020年，为了纪念吴汝康院士卓越的学术贡献，国际小行星委员会批准，将编号为317452号的小行星正式命名为“吴汝康星”。2020年8月31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何梁何利基金会、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专门举办了“吴汝康星”命名仪式。这场仪式，正是在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举行。那里是中国古人类学界的“圣地”。多少烽烟，多少遗憾，多少谜团，多少执着，都凝聚在这方寸之地，在这里，有着吴汝康在1936年便许下的豪言壮志——决心日后一定要为中国学者争一口气；在这里，有着吴汝康以及无数中国人类学家的光荣与梦想；在这里，将有无数中国科学家脚踏实地，仰望星空，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