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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44年，宋仁宗庆历四年，欧阳修上了一道奏章，名曰《朋党论》。这篇著名的政论文中开篇便立论：“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处，欧阳修点明了人们结党的规律是：君子与君子因志趣一致结为朋党，小人与小人因利益相同结为朋党。想来，这世间结为朋党的人，总是因某些认知相似而成为相知的友人，再因某些信仰相似而成为互信的同仁。而如果这些相知与互信的过程中，掺杂了利益，因利益而结党，那人与人之间就不再是因认知相似、因信仰相似、因志趣相似了，而是因有利可图、因酒色财气、因没有底线。

这时，您或许会说，欧阳修谈的是君子结党，只要是君子结党，朋党便可兴国。何为君子？《周易》有云：“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这句话告诉我们，君子从早到晚都在努力向上进取，夜晚也时刻警惕，假如遇到了危险也不会遭灾。君子一天到晚孜孜以求又不断警醒的是什么？其实是德行。也是因为对君子修德明道怀远的深深信任，欧阳修才会在《朋党论》中提出：君子“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君子坚守的是道义，履行的是忠信，珍惜的是名节。用这些来提高自身修养，那么志趣一致就能相互助益。用这些来为国家做事，那么心意相通就能同舟共济；交友为事标准如一，坚持原则，恪守底线，这就是君子的朋党。从这个角度说，古代人对朋党是否有存在的必要，以及是否有益于人民的判断标准是，是否有德行。我个人认为这个标准若不能成为唯一，但也是第一。

道德这件事，到底要怎么讲？古来争议颇多。道德，到底是外在于自我的约束，还是内在于自我的需求？当道德置于特殊的社会关系中时，如党派中，那又会如何呢？我们当前学习党纪党章，畅谈对党的纪律建设重要性的认识，这于个人的道德，有何关系呢？

这一连串的疑问，让我想到前不久参观山东省廉政教育中心的一些所见所闻。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些笔迹非常好的悔罪书。我大概看了六封悔罪书，所用的字体，有刚正有力的楷书，有轻盈灵动的行书。笔笔见骨力的同时，我相信也是笔笔见努力。细看内文，字的主人情感真挚地追忆着他们曾经为了学习、为了工作、为了事业是多么努力。他们曾经那么努力地将一名党员的信仰放在心中，曾经那么努力地为了党的事业鞠躬尽瘁，曾经那么努力地为了践行党员的誓言而抛家舍业。所以，我想他们曾经也很努力地在维持着自己道德的高水准。只是后来，酒色财气成了一只不断嗡嗡响的苍蝇，它在不断地寻找着自己的目标———有缝的蛋。当个人对道德的标准逐渐降低，党纪作为强制性的外在力量无法发挥应有作用，结局可想而知，苍蝇叮了有缝的蛋，蛋，坏了……

可以说，一个政党需要完善的纪律，需要强有力的纪律执行，只有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之以恒纠“四风”树新风，才能将自我的道德维持到一个高的标准。而只有自我的道德感能够维持在高位，才能够真正做到“欲虽不可尽，可以近尽也；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只有真正做到虽有人性之欲望，但懂得节制，才能把别人放在心中。只有把别人放在心中，才能谈把更多的他人放在心中。那更多的他人是谁？是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