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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过程中，我体会到要将其与我校学科建设的主导方向结合起来，就有了如下五个方面的思考。

一、设计作品的国际化视野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人民大学时曾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这意味着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不仅要有自己的特色，也要让国际学术界所接受，其基础之一在于我们所使用的范畴、概念要具有普适性，要具有generalidea的特点。这方面的要求对我们的设计作品也适用。我们设计作品的外形和材料，很容易为外国同行所接受；但我们设计时的理念基本是中国的，况且更多的是源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让这些理念成为普适性的概念？这里面有翻译问题，但更根本的是认识论问题，在此我想到的是康德所提出的Schema（“图型”、“图式”、“图几”等不同翻译），它具有“居间性”、“两栖性”，一方面和经验材料同质，另一方面和纯粹的范畴同质，它是不同文化间人们思维中最抽象、最具普遍性的一个环节；更重要的是，它是想象力的产物。我们不一定完全采纳或照搬康德的做法，但我们要从中受启发：第一，我们的设计理念/概念要具有让国外人易于理解的、普适性的特征，Schema是我们的标准；第二，我们要充分发挥想象力的作用，这一点我们的古人已给出了很好的例示。如《及春踏花图》，要体现花之香，语言显得苍白，有何高明做法？让蝴蝶围着马蹄而追“香”，此举令人拍案叫绝！它体现出人的“通感”之居间性。

二、符号学对设计哲学的启发。这方面，中国的《周易》最具典型性，它用阴阳组合的符号来表征、映射事物的变化规律，形成了中国的“象思维”。时至今日，仍然给我们的设计以启发：作品的元素最终被抽象为符号，是“象思维”的产物，中国美学的“意象美”已做出了很好的阐释；元素间的对立是需要的，但必须统一起来，方能体现和谐之美；作品是指向未来的，表征规律、引导未来（潮流、时尚、风格等）。西方也有悠久的符号传统，不赘述。需要注意的是，皮尔士提出“符号即思想”，他认为符号不是工具。如此一来就把符号提升到了本体论的地位，这对我们设计工作很有启发，因为在设计活动的深处，大部分是以符号来运思的，且这种符号是以上面第一部分康德的Schema形式来运作的。

三、现象学的启发。现象学不仅仅具有思想潮流的影响力，也具有方法论的实用性，在诸多领域得到了应用，国内已有学者将其应用于设计活动且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我在这里只讲两点：一是胡塞尔现象学的时间观，打破客观物理时间的桎梏，提出主观意识的内时间，很有创新性；按物理时间观，过去、现在、未来三个“相位”是被割裂开来的，比如，当我说“现在”的当下这一时刻，我一说完，“现在”就流向了“过去”，我追问“现在在哪里？”它已不复存在了。这是个刁钻的问题，很有挑战性。胡塞尔把人的记忆分为“第一记忆”和“第二记忆”，第一记忆能在体验当下的“现在”时，同时行使记忆的保持功能，这样的时间就是“域状”的时间了，过去、现在、未来被统摄在了一起。它对设计的启发在于：设计作品一经呈现在人的面前，就统摄了过去、现在和未来；同理，我们在设计时应秉持“域状”时间观，而不是物理学上的“点状”时间观。二是海德格尔现象学中的“上手性”（或“称手性”），也就是中国文化中的庖丁解牛这一境界，它体现了设计者与材料、作品的亲缘性和游刃有余的状态。中国文化的特点是体悟性有余而体系严谨性不足，我们引入现象学的目的是为了在学理上说得更清楚。

四、“符号-现象学”的运用。这是我自己借鉴符号学和现象学的理论资源提出的一个理论架构，目前仍处于创建过程中，肯定有缺陷，请批评指正。下面只把去年参加国际符号学大会宣读论文的几个要点翻译如下：原则1，回到事情本身；原则2，符号运作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既是解释-再解释的过程，也是内时间意识的体验过程；原则3，符号意指过程富含“生发性”（或译“孕育性”），一方面它在客观时间和主观时间的交融中生发出“意义”，另一方面它在解释符号的过程中生发出“意义”；原则4，“符号即思想”，它不仅仅是工具；原则5，符号关系的三元性：物-符号-解释项。

五、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引下，创作出“美、善、圣”相统一的作品。美，体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善，体现了为“人民而设计”的理念，这都不需多说。我重点强调圣，也就是说要引导人们追求崇高、圣洁的生活格调和艺术风格，以此抵制庸俗文化和过度娱乐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