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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长江教育创新带文化大讲堂———长江文明系列讲座第八讲开讲。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张昌平以《资源与控制———商文明视角下的长江流域青铜文明》为题，为南航学子讲述青铜器的故事。我校教授、著名考古学家车广锦先生主持讲座。解析文明化———从器物之变洞察社会发展高度在解释文明和历史时，考古人常常会通过物种文化的因素，也就是用器物来理解社会发展的高度。“文明”是指文化到达的高度，而“文明化”则是文明发展的方向，在青铜器背景下的文明被称为青铜文明。考古工作者们通常会把发掘的器物放置在某一个发展的阶段，以探究隐藏在器物背后的文明。
　　以农业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在器物生产上紧紧围绕着饮食这一关键要素，在需求驱使下，也使得青铜器的生产水平不断创造新高度。青铜之所以能和文明结合在一起，是因为它代表着复杂社会的大格局。青铜制造的高技术、青铜资源的珍稀，体现了它在礼仪层面的社会地位。从这个角度来说，虽然青铜器看上去像是艺术品，但它被创造之初并不只是为了追求形态美和艺术美，而是基于社会需求。走出二里头———从文化辐射了解青铜文明发展脉络良渚文明作为我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明，是铜石并用的时代文化，与青铜文明是不一样的。青铜文明发生在黄河流域，追溯到时间线上来看，青铜文明大约出现在夏商周王朝。我们有着全世界最顶级的青铜器生产水平，有自己的技术系统，有大量的生产产出，在社会发展水平上有极大的代表性。中华文明五千年文明史，其中最能体现古代文化成就的就是青铜时代。从技术、生产的角度来看，青铜器体现的是那个时代最高端的生产水平。
　　二里头文化铸造的青铜器大量出现，为商周灿烂的青铜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从青铜文明角度来看，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是由二里头兴起。从历史发展角度来说，进入二里头文化就进入了以中原王朝为主导的轨道。走进盘龙城———从早期遗存追溯长江流域青铜文明发展盘龙城遗址距今约3600年到3300年，是长江流域发现的夏商时期规模较大、出土遗存较为丰富的城邑遗址。在盘龙城遗址被发现之前，我们对于历史的认知局限于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的摇篮。自1974年对盘龙城遗址进行首次发掘后，发现其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并且是有独立青铜器铸造能力的地方中心，认识到二里头及二里冈等中原文化在南方大范围的同一性，认识到夏商王朝的政治版图到达了长江流域，这就使得长江流域对于中华文明的重要程度达到了另一个高峰。盘龙城是黄河中下游夏商中原文明向长江流域传播的中转站，中原青铜文明由盘龙城传播到长江的上中下游。迄今的考古发掘也证实，盘龙城遗址的早期遗存可至二里头文化晚期，是长江流域当之无愧的早期青铜文明代表。
　　夏商时期，中原王朝开始往南发展，大规模地控制长江流域。到了商代中期的时候，他们放弃了盘龙城，在盘龙城边上20多里又建立一个城市，并在此生产青铜器。此外，这个阶段还有一个变化，那就是商代早期完全是由北方来的人所控制，到了商代中期开始有了当地的文化和中原文化的融合性发展。
　　商代晚期，当地青铜文明的兴起使得长江流域进入了另外一个格局。长江上游有三星堆文化，长江中游和下游之间有吴城文化，而在长江下游地区，从安徽到江苏这一段，实际情况较为复杂。这些地方可以自己生产青铜器，青铜器都是以中原文化的青铜器作为原型，铸造技术等都有中原文化的背景，和中原文化关系很近。认识三星堆———从遗存对比了解长江流域青铜文明兴起被誉为 “世界上最引人瞩目的考古发现”的三星堆，其考古成果证明了中华文明满天星斗、多元一体的格局。三星堆的古蜀文明具有独特的文化面貌，这种内涵奇特的文化从何而来？这也不断地引起人们的深思。
　　考古学者们通过对三星堆出土青铜器的研究发现，看似和中原地区出土器物完全不一样，但两者间又有一种若隐若现的关联。张昌平通过对三星堆出土青铜器和中原地区出土青铜器的比较，发现三星堆和长江中游很多的青铜器是完全相同的。如果把同一类青铜器做一个系统的比较，就可以发现它们看上去很纷杂，但其实生产背景都非常单一。通过文明交融发展的路径来看，青铜容器由长江中游传输到三星堆，三星堆黄金、海贝输送到了长江中游，长江中游再输送到安阳———当时的都城。不同之处在于，三星堆青铜器是对长江中游流域制造的青铜器的放大，三星堆的青铜器也同样保持了对于中原文明青铜器技术上的更新和装饰上的更新。
　　在三星堆的出土文物中，会看到很多非三星堆本地的元素，都是在模仿中原文化背景下的东西，可见其对中原文化是持非常仰慕的态度。目前考古学界的结论是，三星堆出土的文物显现出三星堆文明宗教色彩浓烈，三星堆文明具有很强的远程资源获取能力，从技术到价值系统依然是倾向于中原文化的。（文化南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