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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经常觉得自己记忆力不好，这么多年以来，许多经过的事、见过的人、听过的话早已成为过眼烟云，怎么也回忆不起来，但是在北大校刊的那段光阴，即令我终生难忘。
　　我经常在梦里，回到未名湖北岸那幢红色的两层小楼房。楼上是员工食堂，楼下西半部是北大校刊编辑部，东半部是北大学报编辑部。夏天的时候，红楼门前芳草菁菁，时不时还有几只麻雀在嬉戏觅食，幽雅安静，的确是一个看书学习的好地方；冬天的时候，小红楼里温暖如春，学习生活均可足不出户，甚是舒适。
　　然而当时的我，却没有一点心情去欣赏和享受这里的美景。那是上个世纪的1991年，当我们在石家庄陆军学院军训结业后回到北大学习的第一年，我遇到了人生中第一个学习和生活上同时不期而遇的困难。来自遥远海南农村的我，水土不服，患上一场“马拉松”疾病，学习上明显掉队，又穷病交加，心情极度低落，曾一度产生退学甚至轻生的念头（多年以后，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会有清华的同学鹰击长空，北大的同学鱼翔浅底）。正是在这时，班主任陈跃红老师的关心和校刊老师的帮助，使我鼓起了继续求学的勇气。
　　魏国英老师，是校刊的主编，她总是事事亲力亲为，不愿意麻烦别人，但是却给了别人许多额外的关心和帮助。为了校刊及时付印，魏老师经常中午审稿时耽误吃饭时间，我们学生记者看在眼里，心里过意不去，提出为她打饭，她总是说“不用了，一会儿就好”，但常常是稿子审完，食堂早已关门。大概在1993年，当时贾平凹的《废都》在中国文学界掀起一股热潮，文坛当时对其作品褒贬不一。正在学习文学评论的我，也许是出于追名逐利，匆忙写了一篇评论稿《论<废都>的情色描写》,送去给魏老师审阅，希望在校刊一炮打响。魏老师阅了稿子后，未置可否，她说“我拿回去给董老师看看”。董学文老师是魏老师的爱人，我们中文系的文艺评论专家。几后天，董老师的批改稿拿回来了，上面董老师用铅笔密密麻麻地做了修改记号和修改意见。魏老师怕伤了我的信心，她说“初学者写成这样的文章已经很难得，但是校刊不适合发表，你还是留着以后作为毕业论文题材更好。”现在回想起来，那篇稿子的确很稚嫩。从魏老师和董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中，我还明白一个道理：做学术需要耐心，需要几十年如一日的坐冷板凳精神。1994年底，大学快毕业了，魏老师很关心我们学生记者的就业。当时正好校刊有位老师要调走，需要招聘新人。魏老师问我想不想留校刊当编辑，当得知我已决心回家乡但是还未找到单位的情况后，她主动地以校刊名义给我写了一封推荐书。北大校刊，曾经培养出郭超人等诸多新闻界名人的地方，谁能小觑？有了这封推荐书，我回到家乡顺利地找到了工作。至今，这封推荐书的复印件，仍然保存在我书柜里。
　　校刊的赵维平老师，其实我心里更愿意叫他“师兄”，既是老师，又是兄长。他比我年长十余岁。他负责编辑校刊第二版（综合新闻版）和管理学生记者团。他知道我家境贫困，便多安排我采访任务（那时学生记者多采访任务少），在规定的标准内多给我划稿费。记得第二年3月，我领到了有生以来第一笔稿费23元，这是我写了三篇新闻稿的收入，在当时大概是我10天的伙食费。当我从学校财务处将稿费领出来的时候，心里油然产生一种成就感，我当时下定决心大学期间要靠稿费生活，减少家里的负担。当然，我有了第一笔劳动所得，首先要感谢赵师兄。我打电话给他，请他中午在员工食堂吃小炒（一份小炒2元）。他应邀如期而至，可在买单时却抢在我前面付了饭票。后来，他又通过朋友关系，给我介绍家教，使我减轻了经济上的压力。他知道我晚上在学生宿舍休息不好，便把他办公室的钥匙给了我，说办公室的沙发上可以睡到天亮。有了赵师兄的帮助，我的身体慢慢恢复健康，心情也逐渐好转。大学毕业离开燕园后，我们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每逢我遇到生活道路上的困难，第一个愿意请教的就是赵师兄。我在后来从事人事工作时经常想，如果我们高校的老师都能像赵老师那样，可能不必专门设立学生心理咨询室了。
　　王达敏老师，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其人浸透了中华传统文化人的温文尔雅的风度，做事总是有条有理，不急不躁，精益求精。他负责编辑第三版（学术动态版）。有一回我写了一篇消息，题目是“哲学专家谈如何复兴传统文化”，报告张世英教授关于西方近代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对建立理想人格意义的讲座内容。我以为这类新闻题材很容易写，不必太费心，于是在听完张教授的讲座之后，我凭着笔记，简要地归纳了张教授的主要观点，加上一个新闻消息导语，不加思考便兴冲冲地将稿件送给达敏老师。阅完稿子，达敏老师皱起眉头但又笑容可掬地问我有没有录音材料。我说没有。他便从书柜里找出几本张教授的著作，对照着开始改稿件。稿件改完，除了新闻导语外，其它内容几乎是达敏老师重写，可作者仍然署我的名字。我过意不去，便要求署他的名字。达敏老师说：“是你采写的第一手材料，我不过是改改而已。学术观点是学者的生命，新闻报道也要注意观点表述的准确性。今后写此类稿件最好先录音，或者经过本人审阅。”达敏老师谦虚的态度和严谨的治学精神，一直影响着我，后来我在公司的公文写作中，从来不敢有半点马虎大意。
　　人们经常把一些光有理论知识没有实践能力的学生叫“高分低能儿”。我想，北大校刊就是我们一边学习理论知识一边付诸实践，走出象牙塔接触社会和锻炼动手能力的好地方、好平台。1993年，中国高校科研成果与产业结合步伐加快，高校开始了如火如荼的校办产业热潮，当时的北大方正成为校办产业的成功典型，“北大推倒南墙”事件更是被媒体热炒。我有幸被校刊派去采访校办产业，见证了重要的历史事件，了解了北大校办产业的概貌，撰写了一篇综合报道，客观评述了校办产业的利与害，得到了校刊师生的好评。
　　参加工作以后，每逢看见单位的保安驱赶那些上门推荐书籍或拉广告的人员时，我不禁回忆起在北大校刊当学生记者去拉广告的情景。1994年，校刊为纪念北大建校九十六周年计划出一本书，但苦于缺乏印刷经费，决定争取社会赞助并拿出一定版面刊登赞助商的广告。我们接受任务后，首先找来一本北京市电话黄页，专门挑选一些在豪华酒店里办公的中外合资企业打电话联系广告业务。我们以为，这些人一般都比较讲文明，即使谈不成也不会让你伤自尊，但实际上并非全部如此。我打了大约一百个电话，达成意向有十几个。几天后，我开始奔走于北京友谊宾馆、亮马河酒店等高级酒店之间，领教了门卫各种各样的审问，见识了多种商家的脸色，最后签订了5个合同。现在回想起来，我经常问自己当时哪来这种勇气和屡败屡战的精神？也许是因为初生牛犊不怕虎，也许是因为有北大的名声做后盾，但不管如何，都是因为在校刊当了三年记者才能锻炼出来这样的社会交往能力。
　　校刊还有一位才貌俱佳的年轻编辑张黎明老师，负责编辑文学副刊版。他是我们中文系的毕业生，身姿像香港歌星黎明一般英俊，声音像黎明一样具有穿透力，外加有时工作繁忙忘记修边幅而出现的极富男人魅力的络腮胡子和江浙男子那种暧昧的微笑，足以让你产生触电的感觉。
　　当葛优主演的《编辑部的故事》热映时，我曾想写一部《北大校刊编辑部的故事》，好好回忆那些感人至深的故事和刻骨铭心的道理；可人在旅途，公务繁冗，又从事非文化类工作，只好暂搁这个计划。希望有一天，有足够的时间和资格，找一个芳草菁菁、冬暖夏凉地方，再回头去细细品尝这坛陈年佳酿。
　　（作者为中文系1995届本科毕业生，北大校刊1992-1995年学生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