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内容

　　现代文学与鲁迅研究专家、文艺理论家、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山东省鲁迅研究会会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鲁迅研究会、闻一多研究会理事。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我先后听过孙先生讲授的三门课，这为我一生从事文学事业打下良好的基础。

　　1951年3月，我进入位于青岛的山东大学中文系学习。美丽的海滨城市，春意盎然的校园，一位位闻名遐迩的教授，使我心潮澎湃、激情难抑。
　　孙昌熙先生当时是一位令人瞩目的年轻老师，他30多岁，中等身材，白白的脸庞，一头乌黑浓密的卷曲头发和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他给我们开设现代小说选讲课。上课铃一响，迈着矫健的步伐走上讲台，他总是闲言少叙，打开讲稿就开始讲课。上课所选的文章，大都是刚刚在报刊上刊发的新作。他分析作品，见解独到，语言风趣，课堂气氛十分活跃。
　　上世纪50年代初期，在华岗校长的倡导下，山大中文系在我们班率先开设鲁迅研究课。华校长讲授鲁迅的思想，孙先生、刘泮溪先生、韩长经先生讲授鲁迅的作品。讲稿后来经整理，出版了《鲁迅思想的逻辑发展》（华岗著）和《鲁迅研究》（刘泮溪、孙昌熙、韩长经著）两本书，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较早的研究鲁迅的专著，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1952年，根据工作需要，我调到山大附设工农速中任教。不久，先生由山大现代文学教研室调到文艺理论教研室任主任。他开设了文艺理论课，而我却没有机会听这门课了。我在教学之余，常写一些文艺通讯之类的文章，投到先生主编的校刊上发表，也常到校刊编辑室坐坐，与先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1955年秋季，我回到山大中文系继续学习。当时，先生刚开设选修课《文心雕龙》研究。课上，他分析问题鞭辟入里、透彻明了，教学风格一如从前的幽默风趣。我惊讶地发现，先生的古典文学修养也十分深厚，博古通今。
　　1971年，一个深秋的夜晚，借出差的机会，我到山东大学（当时山大在曲阜）看望先生。他和他的小儿子住在一间非常简陋的房子里。他们父子俩睡的是学生用的上下层床。我走进房间时，先生正在幽暗的灯光下看书，看到我有点惊喜，握着我的手久久不放下。他看上去苍老了许多，头上爬满了白发，眼睛也没有了昔日的光彩，然而他的思维很敏捷，谈锋仍健。幽暗的灯光下，我们谈了很多。谈“文革”中先生的遭遇、家中的现状，谈其他几位老师的情况。先生告诉我，他现在已被“解放”，可以讲课。我了解先生的为人和性格，他刚直不阿，心直口快。我劝慰他要保重身体，要慎言，他点头同意。
　　打倒“四人帮”以后，我怀着无比喜悦之情到山大去看望先生。他已经开始忙碌起来，接受了国家委托的重点项目《鲁迅全集》中《故事新编》的注释工作，他除给本科生讲课外，还在准备招收研究生的工作。我提出，想请先生给泰安师专中文系的学生作学术报告，他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1980年秋天，我邀请先生和孟广来老师来讲学。孙先生讲的题目是《〈故事新编>新探》，孟广来老师讲的题目是《中国戏曲和中国话剧之比较》。他们精彩的演讲受到同学们的普遍欢迎，获得圆满成功。讲座后，我陪两位先生游览了泰山和岱庙。在泰安，先生度过了难得的几天轻松愉快。

二

　　先生对我的工作和学业，都给予了多方面的帮助、奖掖和支持。

　　我担任泰安师专中文系主任之后，孙先生曾两次亲临中文系讲座，开阔学生的视野，活跃了学术气氛。
　　为了加快教师队伍建设，泰安师专中文系曾希望邀请几位著名专家，给我们挑选出的优秀青年教师指导培训。当我去和先生协商，请他指导魏建时，他立即痛快地答应了。在进修的一年时间里，孙先生精心培养，热情帮助。魏建的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也与先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魏建进修即将结束时，我专程去济南向先生表示感谢。先生说，“魏建是一个上进心强、思想活跃、品德很好的青年人，我非常喜欢他，很想留下当助手，但是考虑到你们更需要他，还是让他按时回去吧。”听了这些话，我十分感动。
　　1985年我担任学报主编，向先生约稿。他先后给我们寄来了《〈世说新语>给鲁迅以艺术启示》《把中国新文学抬上大学讲坛的人》《“鲁海”无涯苦作舟》三篇文章，还有他和张华（他的研究生）合写的《茅盾论鲁迅小说的艺术贡献》。
　　先生的文章，在我们刊物上发表，能给刊物增光添彩。我捧读先生寄来的一篇篇佳作。《把中国新文学抬上大学讲坛的人》一文，先生深情回忆了恩师杨振声先生的培养和提携。他是在杨振声的指引下，步入小说创作之门，发表了不少富有现实意义的作品。孙先生还介绍杨振声不仅是著名的作家和学者，还是有远见卓识的教育家。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和友人文采合写了《高兰评传》，脱稿以后想请先生为之作序，先生欣然同意。先生在所写序言中，高度评价了诗人高兰和他的诗作：
　　“伟大的抗战时代迫切需要战斗的文艺武器，高兰先生的朗诵诗便应运而生。人以诗立，于是高兰便名播海内外，成为朗诵诗的开创者，著名诗人和评论家，领袖诗坛一角亘60年。”“诗人的一生，与前进的时代同步，他的诗笔绘出了时代的主要面貌，他的诗篇吹奏出时代的节奏。”
　　先生对《高兰评传》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它深刻描绘出朗诵诗独创者的活生生的形象，传记文学真实的形象。”“它弥补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朗诵诗章久缺的空白。而且不仅如此，更由于《评传》沉甸甸的学术性与独创性的艺术结合，这就同时在传记文学领域，亮起了一颗新星。”我和文采反复诵读这篇序言，对先生感激之情难以用言语表达。
　　80年代末，我又把一部分回忆性散文结集出版，还是想请先生为之作序，他欣然同意。他看完书稿后，建议将书名定为《春风桃李忆吾师》。不多久，我就收到了先生的序言《化短暂为永久——序张杰著〈春风桃李忆吾师>》。先生在序言里写道：
　　“作者所怀念的是学府名流，而且是作者化雨春风的座师，因而不仅情感浓烈，而且书味生香，真如陆机所说：‘石韬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凭一己之努力，独铸先师诸像于巍峨学术殿堂，供读者礼拜。”“读本书，巡礼张杰同志用心血建起来的座师长廊中，使人感触万端，徘徊在座师像前，不能遽去。而座师虽风采各异，贡献有殊，却都是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而献身。”
　　先生为了帮助我扩大该书的影响，“序言”后又发表在《文史哲》1990年第3期上，其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1995年夏天，我又把一部分回忆师友的散文结集为《翘首东海忆故人》，计划在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次请谁写“序”呢？当然是先生最好，他对我写的这些人最熟悉，对我也最了解，而且他在学术界又有很高的威望。但考虑到先生的视力已相当差，我不忍心打扰他。考虑许久，我终于将该书的内容向先生作了个较全面的介绍，有重点地给先生读了一部分。先生构思之后，口述让他的学生、山师大中文系魏建教授执笔整理。8月中旬，我就收到了“序言”，题目是《让真情长留人间———序张杰著〈翘首东海忆故人>》。先生写道：
　　“张杰是用眼泪甚至是用生命写成的，这些文章是友情的结晶，是心血的结晶，它凝聚了人间的真善美，让美好的真情永驻人间。”
　　我手摩“序言”，沉思良久。80岁高龄的先生，依然这么认真地对待一篇“序言”，令我感激不尽。我在书的“后记”中写下：
　　“我的老师孙昌熙教授，过去曾多次为我的著作撰写序言，给予我不少的鼓励和支持。现在他已年过八旬，为奖掖后进仍然不遗余力；只是由于他的视力很差，已不能执笔为文，不得已本书的序言只能由他口述，由他的学生魏建教授笔录了。”

三

　　改革开放以来，先生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投入到学术研究中去。

　　孙昌熙先生从青年时代起，立志研究鲁迅，以学习、发扬鲁迅的光荣传统作为终生之事业。他为人正派，爱憎分明，曾担任山东省人大代表、济南市人大代表、山东省鲁迅研究学会会长、山东大学图书馆馆长等职。他曾被评为优秀教师和模范党员。
　　孙先生先后完成了《鲁迅文艺思想新探》《鲁迅“小说史学”新探》等学术专著，主编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小说史》等教材，发表了不少富有开拓性和创新精神的文艺论文，如《鲁迅的比较文学观及其研治古典文学的成就》一文，就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从青年时代，孙先生就踏上了文艺的征途。他是一位有成就的作家，一位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学养深厚、视野开阔的著名学者。他在文艺界、教育界、学术界享有盛誉，受到学生们的爱戴。
　　在“文革”期间，孙先生的眼睛被创伤，造成了青光眼疾患。开始时是眼压升高，后来视力逐步减退，阅读和写作不得不借助于放大镜，到最后连出门走路都看不清，以至于完全失明。
　　面对眼疾，先生焦虑万分。我经常去劝慰，拿着病历先后到解放军88医院和泰山医学院等向眼科专家请教，咨询是否可以做手术？哪怕视力恢复到0.1度也好啊。我得到的答复几乎是一样的——不能做手术。我们都非常失望。
　　先生晚年，经济拮据。师母原在机关工作，“文革”前她响应号召辞职回家。她身体多病，生活费、医疗费全部自理。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他的全家才“集资”买了台电冰箱，连一部电话也安不起。我把这个情况反映给时任山大副校长的乔幼梅教授，她对先生深表同情，学校终于给先生安上电话。
　　1994年春天，先生患肺癌住院，但他当时并不知道真实病情。魏建告诉我，先生的家人和他的学生商量，因先生年事已高，以采取保守疗法为好。我带着照相机赶到医院，魏建给我们照了一张合影。这是我和先生最后的一张合影，我一直珍藏着。此后，我每过一段时间，就去济南看望先生，或电话问候。
　　1998年9月20日，我突然接到先生于9月18日逝世的讣告。我立即赶往济南，眼含热泪向我的恩师作最后的告别。归途中我不能自己，思绪万千……孙先生非常尊敬他的老师，晚年还怀着深情写了回忆杨振声、朱自清等恩师的文章。先生十分珍惜友情，他和刘泮溪先生是同学、同事和挚友，他们几十年情同手足，亲如家人。先生也爱护学生，对弟子是一片真诚，“和蔼若朋友然”。弟子每有所求，他总是慷慨相助，鼎力支持。
　　我记得，先生在谈到诗人高兰时曾说过：“纵观诗人的一生，在其生活中，尽管有过生活的花朵，也有过甜蜜的短暂，但崎岖或坎坷，则是其生活的主调”。我想此话对于先生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作者系山东大学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