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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4月2日，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的日子，我敬爱的导师刘光裕教授永远离开了人世，离开了他所孜孜追求的学术事业。尽管心里早有准备，但噩耗传来，我还是十分震惊，悲痛无以言表。
　　1988年，我在连续考了五次研究生、一次次落选后，改考山东大学文艺学专业，幸运地被刘老师录取。初到导师家就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导师家的房子不宽敞，里面几乎没有一件值钱的家具，但到处摆满了书，这正是我所想象的导师之家。师母杨慧文老师慈祥而善良，对我们就像亲人一样，充满关爱和温馨。刘老师则谆谆教导我怎样读书、怎样搞研究。我记得老师最深的告诫是：要多读书，不要急于发表文章，以免晚年悔少作；研究文艺理论，至少要对一位古代作家、一位现代作家和一位外国作家有较深的了解，否则这种研究就会变得空洞和肤浅。后来，我和姚新勇、张洪三位开门弟子每次到来，老师都津津乐道地讲他的老师冯沅君、陆侃如伉俪和高亨、萧涤非那一代学人的治学经历。他讲他心爱的柳宗元，讲王安石与司马光，讲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掌门人的轶闻趣事。在他的话语中，那些逝去的人都变得鲜活生动起来。在老师心中，除了学术还是学术，似乎没有别的什么能够引起他的兴趣。还有一次，他听说我每天靠吃咸菜度日，就嘱咐我千万要珍惜身体，为我的生活窘况而不安。往事历历，导师的教诲言犹在耳，其音容笑貌历历在目。
　　刘老师出生在江苏武进一个书香世家。1959年，他山大毕业后留校执教。从那以后，老师就把他的全副精力、全部心血献给了山大，献给了学术。不少人退休后，都会选择颐养天年，或流连田园山水之乐。然而，退休对于刘老师来说,正是新的学术阶段的开始。如果说退休前的刘老师主要致力于编辑学和柳宗元研究，那么退休后他则致力于中国古代出版史研究。在此之前，虽然也有学人涉猎于此，但真正具有开拓之功的，我认为还是刘老师。
　　八年前，刘老师出版了他洋洋数十万言的《先秦两汉出版史论》，并在故宫博物院举行新书发布会。这是老师多年心血的结晶，作为他的弟子，我们所有参会者都为老师的学术成就深感自豪，同时也为自己的碌碌无为而汗颜。
　　三年前，我们从全国各地齐聚济南，为老师庆祝85岁大寿。那时正值盛夏，我惊讶地看到，刘老师竟然穿着一件旧的体恤衫来参加庆寿晚宴。他的生活依旧那么简朴，他的住房比几十年前更加陈旧，室内依然没有一件值钱的家具。这些年，每次去看望刘老师，不到三分钟他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他新近的学术研究。他对学术的执着乃至痴迷，超出一般人的想象。
　　去年上半年，听说刘老师的肺部出了毛病，经常要到医院抽出肺部积水。我正准备去济南看望老师，却感到自己的口腔很不舒服，到医院检查才知是患了口腔癌。术后不久，安装了心脏支架。两个月后，我去山东师大参加一个学术活动，特地早到一天，为的是看望在南部山区疗养的老师和师母。山东师大文学院院长孙书文教授知晓后，特地派车送我和在山东省文物局工作的李涛师弟。刘老师看上去消瘦了很多，步履蹒跚，显出老态，我强颜欢笑，把难过藏在心里。今年3月21日，我和同学好友夏冬红专程去看望刘老师，老师已经卧床不起。老师看到我，露出欣慰的笑容，他吃力地向我伸出手，当我双手紧握住他骨瘦如柴的手时，我看得出他是多么高兴、多么激动！他有几次说话，但声音很低，我把耳朵附在他嘴边，听到他说：“小儿子。”原来他怕我不认识他的小儿子刘洋，也可能是想让我以后要和刘洋保持联系吧？我强忍住悲伤，劝说老师调养身体，慢慢恢复健康。但我清楚，老师已经病入膏肓，无力回天了。
　　次日一早，我去和刘老师告别，刘老师眼里显现出万分不舍。我声音哽咽地说：“老师，您是我的引路人。我永远忘不了您！等到5月份，我再来看您。”下楼时，我擦了擦眼泪，等在楼下的冬红兄一直把我送到公交车上。次日，我的手机响了，一看是刘老师打来的，这时我只能听到他“啊，啊”的声音。又过了两天，我给刘老师打电话，又听到刘老师“啊，啊”两声。3月26日，我正开车去阜阳市一家养老院，去看望在那里养病的我的大学老师黄裳裳教授。突然手机又响了，我赶紧把车停在路边，打开手机，一看又是刘老师打来的，刘老师“啊，啊”地和我说话。我想，刘老师一定是有了大限将至的预感才给我打电话，他一定有很多话要和我说，或者是有后事向我交代，但已经无法准确表达了。一周后的4月2日，新勇来电说刘老师走了！我们紧急协商，请张洪代表我们即刻从北京赶赴济南。
　　敬爱的导师刘光裕教授永远离开了人世！他严谨的治学精神将永远鞭策着我们，他在编辑学、中国出版史和柳宗元研究等领域的卓越贡献将永存史册！他是一位真诚的学者，一位倾其一生都献给学术事业且卓有成就的人。高山仰止，我为自己有这样杰出的学者作为导师，而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作者系山大校友，汕头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