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知，在泰山一地诞生众多名人的同时，泰山及周边地区由于地位特殊、自然环境优美、历史文化悠久璀璨，还吸引着众多中国名人文士，前来泰山，并与泰山产生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而名人的此种情怀，诚如学者所言，这些文士“似乎与生俱来就有一种、无法排解的泰山情结。泰山之于他们，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精神具象，一种精神存在，一种心理象征。”
金代泰山及周边地区，文化昌盛、人才辈出，涌现出一大批文豪贤士，如王绘、李之翰、黄久约、赵悫、郭长倩、毛询、王广道、王明道、石震、马定国、党怀英、赵沨、刘长言、周驰、安升卿、侯挚、高霖等等。他们为寻求天下大治、强国富民之道，或开宗立派、播扬学理；或独标新帜、建构自己的思想理论；或以诗词文赋赞颂朝廷家乡、抒发个人情感。这些人物不仅以“文”闻名一世，而且大多有着不凡的仕宦经历，他们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有关联，很值得关注与研究。在金代辈起的文士中，尤其以泰山或周边地区所产生的文士最多，当之无愧称之为“泰山文士”，该群体的出现对形成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乃至繁荣丰富金代文学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纵观金代泰山文士们的一生，他们或生长于泰山周边，或游学于山东东平府、泰安州、博州、济南府各地；或隐居于徂徕山一带；或终老于泰山脚下，可谓是名符其实的泰山人。金代泰山文士的这种泰山情怀，除了他们对泰山、徂徕山一带大自然优美环境的追寻外，还应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泰山历史文化极度推崇的结果。泰山早在华夏文明初肇之时，便已凸现于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此后更绵历千年，文明传承迄未中断，故清代史家阮元才有“史莫古于泰山”之说（《泰山志·序》）。自远古时代起，泰山就因气候温暖、草木繁茂，“以生五谷桑麻，鱼盐出焉”（《淮南子·坠形训》），而成为先民繁衍生息的乐土。自始，泰山周围一带于是逐渐发展成为华夏最重要的文明区，从而使泰山具有了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
文化是时代的记忆，同时也是一个民族的魂魄。对中国历史而言，泰山、汶水并非仅是一个自然的存在，在这个巨大的空间里，数千年来众多宗教、各方政治力量与思想流派风云激荡，不仅孕育了华夏文明，还是“中华原始民族之策源地”，使之成为“中国文化史的一个局部缩影”。作为不同历史时期最为重要的山岳崇拜地，历代帝王的封禅巡守、宴飨朝聘、拜祀遣祭、各国使者、文人墨客的莅临感叹与壮怀激烈和贩夫走卒及平民百姓的顶礼膜拜等系列社会活动，莫不与之发生关系，充分展现了华夏一统、民族融合、天下和谐、国泰民安的历史景象。而泰山周边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及历代帝王将相、文人墨客的驻足流连和所留墨迹，无不强烈吸引着对文化艺术狂热追求的文人们，使之与泰山产生了难以割舍的种种关系。
二是古人泰山情怀践行与提倡的结果。自古以来，人类与山岳等自然界物象就保持着一种依赖与亲近之感。马克思就曾形象地把自然界称之为“人的无机身体”，所以人类历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史，或者说是自然史中的“一个现实部分”。中国古代很早就有类似的认识，如古人主张的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天人合一”思想，其实就是这一观点的具体概述。早在距今五、六千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时期，“大汶口人”就十分崇拜泰山，并借泰山之高以祭天（大汶口文化中由“日、火、山”组成的陶文是最生动形象的说明），便是古人对山岳崇敬认识的最好见证。
中国古人的泰山情结，肇始于远古时代以黄帝等为首的诸圣贤。但对后世名人文士产生巨大影响和示范作用的，则是从孔子开始。孔子编定《诗经》中“泰山岩岩，鲁邦所瞻”之语及当年“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情怀，逐渐成为中国古代积淀深厚的一种文化心理，并蔓延成为流传久远的一种文化风气和传统文化的一大景观。
汉武帝面对泰山所发出的“高矣，极矣，大矣，特矣，赫矣，骇矣，惑矣”的感叹，以及三国时期曹植宣称自己“我本泰山人”和唐代李白泰山狂吟“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杜甫高歌“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更充分展示了后人对泰山的敬爱以及诗人纵横天地的放逸意向。无疑古人的这种情怀，必然影响着宋、金时代的文人学士。
宋、金对峙时期，文人名士在面对辽、金与宋之间的斗争及宋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和政治失意、个人前途无望之时，必然想借助泰山之功能，来表达自己的心怀。如金人党怀英尽管最初是其父寓居泰山时的一时之举，但生此长此的党怀英，却主动地接受了这种现实，并真正喜欢上了这个地方，更将名人钟情于泰山的这种铭心镂骨的深刻情怀（如现存六十九首诗歌中，描写泰山的诗歌占有十八首之多），展现在世人面前。所以深受这种古人名山情怀影响的金代文士们，生此卒此巡此至此的心态，自然也就顺理成章。
三是古代文士不得意时避世思想隐现的产物。中国古代文士除喜爱隐逸天下，陶情山水外，魏晋士人的避世思想及追求，自然也是后世士人效仿的楷模。对金代文士而言，在面临金占山东“禁民汉服及削发，不如式者死”推行的高压民族政策和饥荒横行、盗贼四起的社会局势下，反抗和寻找出路成为山东地区乃至北方知识阶层和普遍百姓的生活主题。而对于能够希冀通过科举致仕的大量金代文士来说，仕途的坎坷、战争的无休止、民族的隔阂、宗教的追求，无疑也使避世思想成为金代文士的首选道路。风景秀美、宗教林立、文化深厚、民风质朴、远离金统治中心的泰山，自然成为金代文士避世的首选之地。金代文士钟爱于此，也就不足为怪。
四是金政府三教并举政策调整与崇信泰山的结果。金朝建国之后，金世宗大力改制，使金国迅速适应了中原地区的文化经济水平，民族隔阂日益淡化。在这种政治气候下，泰山被金朝正式列入祀典，从而恢复了自北宋灭亡后中断的“首山”地位。如金世宗即位之初，于七月十五日就下诏举行祭祀山陵的仪式，并行《大定改元祭山陵祝文》，文曰：“孟秋既望，新谷将升。感时序以兴怀，仰园陵而致孝。荐馨香于令节，庶仿佛其生平。庸表精诚，冀垂昭鉴”，后又行《合祭天地奏告五岳四渎文》。大定三年（1163 年），徂徕僧众在羊祜城（今新泰市天宝镇古城村）羊氏故宅址建大觉禅寺，金政府支持并立敕牒碑。大定五年（1165年），泰山僧众奉敕重修凌汉峰下佛寺，金廷赐额“普照禅林”，后称普照寺。大定十七年（1177 年），僧福灯等重建徂徕山北齐古刹四禅寺，金廷赐额“法云”。大定十八年（1178 年）东岳庙发生火灾，堂室荡然。次年，金廷重修岳庙，至大定二十一年告成，殿寝皆仍旧制，大定二十二年立《大金重修东岳庙碑》。金章宗承安元年，久不雨、雪，乃“遣使就祈雨于东岳”，“十一月己亥，曹王永升率亲王、百官贺。癸卯，命有司祈雪，仍遣官祈于东岳。”
总之，“登泰山而小天下”的中国名人泰山情结，使金代泰山文士把自己看作是泰山的一部分，生此、游此、念此、怀此，甚至卒于此，成为金代文士的重要价值取向，从而造就了泰山名人文化的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