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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汪曾祺，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他恬淡、洒脱的文字与他笔下充满诗情画意的“水乡世界”。其在1980年发表的《受戒》一文，是这种诗化风格的典型作品，后续在1981年发表的《大淖记事》更是对《受戒》的一次风格和主题上的延续。这两部作品毫无疑问地确定了在诸多读者眼里，汪曾祺的个人形象以及他的写作风格，即为人乐观向上，文字质朴温和。然而我们在探讨这两篇温暖、美丽又纯洁的篇章时，一定不能忘记当时的汪曾祺曾经历过什么。

上世纪八十年代正值百废待兴之际，过往数十年的种种磨难，给多数文人墨客留下了难以泯没的痛苦印记，因此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为代表的文学作品层出不穷，“感伤”，成为了当时文坛之风的代名词。汪曾祺在过去的生命中也遭受了这些过量的苦难，但是“感伤”没有成为他所有文字的底色。并非是他逃避苦难，毕竟这几乎是所有文人逃不掉、躲不开的心结，而是他以一种从容地心境，自苦难中生长，盛开出一朵属于自己的清水芙蓉。

初读《受戒》，只觉得很美很美，它与当时的现实世界形成了强烈对比，是乱世中的一股清流，是人性异化的“拨乱反正”，它寄托了汪公对时下未来的美好展望。

相较于《受戒》美好得让人如痴如醉，甚至觉得遥不可及，《大淖记事》则展现了不一样的风情。它虽不同于《受戒》是个有名有姓的世界，而处于匿名的状态，且地名奇怪，全县没有几个人认识这个“淖”字，说是元朝留下来的，但在元朝之前有没有，叫什么，也无从考察。可就是这个看似无根的世界，却让我觉得它更加真实并有迹可循。

《大淖记事》的前三节记淖边风情，到第四节才着重写人，讲述十一子和巧云的爱情故事。有学者曾言《大淖记事》“对大淖风俗铺述过多，进入情节较慢，前后篇幅的安排，使人略有失重之感。”然而在我看来，前三节对大淖风情的描写非但没有失重，反而是恰到好处地由景及人，体现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理念。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才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人和事，纵是写淖边风情，也是符合《大淖记事》这个主题的。在前三节里，汪公以淖水为中心，用空间顺序来描述岸边风景，同时用一沟、二沟、三垛、马棚湾、兴化等真实地名使这个匿名世界牢牢扎根于现实；那些从下河一带，兴化、泰州、东台等处来的客户，卖紫萝卜的、卖山里红的、卖熟藕的，从宝应来卖眼镜的、杭州来卖天竺筷的，又以各自明确的来地和职业，准确地组合成了一个完整的“前现代市井生活”。比起《受戒》中饱含浪漫色彩、美好到不真实的世外桃源，《大淖记事》则留下了很多现世的痕迹。在这个匿名世界里，每一个景、每一个人、每一件物都是确确实实地存在着，甚至于随意抓起淖边的一个人或物，细细捋过它的根须，都能娓娓道来另一个大淖往事。这是大淖独有的浪漫与写实交织的产物。

同样是写两个少男少女的爱情故事，十一子和巧云的爱恋没有如明海和小英子一般顺遂，反而遇到了后者所没有经历过的苦难。例如巧云被刘号长破了身，十一子被保安队暴打，好心的过路人认为这倒真是两只鸳鸯，可是不配对……索性文章的基调没有因为这些苦难而增添悲伤的气息，温和的汪公也没有刻薄地揭露和凌厉地指责，而是从苦难中滋养出温柔而强大的韧性力量，将各种苦难一一击碎，从容优雅地渡过。巧云被破身后并没有要死要活，而是更加坚定了要和十一子在一起的念头；指使保安队殴打十一子的刘号长，在二十锡匠的“顶香请愿”下，被驱逐出大淖；不被人看好的巧云和十一子最终幸福地走到了一起，万幸所有磨难都得到了圆满。

当我看到《大淖记事》的结尾，看到巧云对于未来的美好期待时，我突然想起了《边城》里的翠翠，那个和巧云一样单纯美丽的姑娘。在故事的结尾，白塔得以重建，翠翠却等不来她的傩送。她痴痴地想着也许他明天就会回来，也许永远也不会。

初读汪曾祺的人都会觉得他的文字和沈从文十分相似，都是充满了诗化色彩，一字一句都沾满了温情、恬淡。确实，师从沈从文的汪曾祺，在其文学道路上受到前者的影响很大，他们都迎接过苦难，在苦难中寻找、洞察、看待人性。但是我认为在面对苦难时，他们又是不一样的。汪公的作品除去了一点的感伤和火气，拔除桎梏，远离了纷扰。他平和的面对苦难，在苦难中生长出坚强力量，这力量丰润、坚韧、柔中有刚，然后带着这股强大力量来击碎苦难。他并非盲目乐观，忽视苦难，而是在洞悉人性后，依旧自信地接受苦难。所以，巧云和十一子会在未来幸福美满地生活下去，而傩送的归来却遥遥无期。

通过阅读《大淖记事》，我看到了汪公身上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在看清生活的本质后依然热爱生活，这也是我在他身上得到的最大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