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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5月，日本早稻田大学建设者同盟欢迎北大游日团合影

一、缘起

1920 年 5 月 11 日出版的《北京大学日刊》刊载了一则“本校新闻”，报道由前届和本届毕业同学组成的“北大赴日考察团”已经于4月底出发赴日本考察。在以反日为重要标志的“五四”运动刚刚结束不久，这个北大赴日考察团在当时受到广泛关注，当时媒体一般都以“北大游日学生团”之名称之，进行了追踪报道。

北大游日团的成行是由于当时以北大李大钊、陈启修和日方吉野作造为代表的一批进步教授的积极推动。吉野作造(1878-1933 年)时任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是东京帝国大学进步知识分子社团黎明会、新人会的精神领袖。“五四”运动发生后，在日本引起强烈关注。日本社会内部不同的阶级从各自的视角出发，对运动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以日本政府为代表的一派，从军国主义立场出发，对运动进行了歪曲和攻击；以吉野作造为代表的日本部分有识之士，对运动进行了比较客观的分析，表达了同情和支持。出于增进两国人民尤其是知识阶层互相了解的愿望，吉野作造致信北大李大钊教授等人，提议中日两国大学交换教授、学生互访。他的提议得到了北大方面的积极响应。

1919 年暑假期间，日本方面率先派出由早稻田大学的堀切音文、原田政治两学生组成的日本学生代表团访问中国，他们在北京发表致中国学生的公开信，表达了想与中国学界交流的愿望。1919 年 8 月 2日，他们到访北大，由北大学生罗家伦、高尚德（高君宇）和北京高师学生陈文华3人代表北京学生联合会接见。双方进行了座谈，坦诚交换看法。随后不久，东京帝国大学“新人会”重要代表人物宫崎龙介（宫崎滔天长子）也到访中国，先后到访上海、北京。在上海，由李汉俊帮忙联络，与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学生联合会一些学生领袖座谈。在北京，由李大钊帮忙联络会见了一些当时的学界领袖。1919 年 10 月 7 日，李大钊在香厂六味斋宴请宫崎龙介，将他介绍给新文化运动的北大同人。当晚，李大钊又致函宫崎龙介，请其9日晚上8点来家里一谈。

在日方先行一步来访后，1920 年春，北大方面由蔡元培、蒋梦麟、胡适、李大钊、陈启修等几位北大教授以个人名义捐款筹集了一笔经费，从北大学生中选拔了孟寿椿、徐彦之、方豪、康白情、黄日葵5人组成北大学生代表团。他们携带北大校方出具的介绍信，于4月28日出发，赴日本访问、考察，计划调查日本大学学制、课程、图书馆、学生活动、青年思想等。

二、游日团组成诸人

在组成北大游日学生团的5名北大学生中，孟寿椿、徐彦之、方豪、康白情4人为已毕业或将毕业的本科生，黄日葵是即将毕业的预科学生，他以翻译名义随团出发。这 5 人是精心挑选出来的，他们都是当时北大学生中的佼佼者，在“五四”运动中表现突出，又各有专长。这从 1920 年 4月 7 日徐彦之致胡适的信里可以感受到。“派代表到日本去的事情，曾经和志希（罗家伦——引者注）几个人商议了一次，到了用人材的时候，真觉得人材不够用。我们想要备具三种特长，才可以去。一能做文鼓吹，二能演说动人，三善交际。这人材实在难得。不得已，能有一长，几个人拼拢来也可以的。于是我们预备在最近十天之内，把此间事清理了手；再一礼拜或十天，预备点材料，做文和演说用的；在五月十日以前，可以到日本。预备三四个人至多不过五个，是谁还不能确定，定规了再和先生说。”（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 32 册，黄山书社，第 1 96-1 98页）

徐彦之（1897-1940年），字子俊，山东郓城县人，1917 年考入北大哲学门，1920年毕业。他擅长交际，有很强的组织能力，进北大第一年就被选为哲学门一年级班长。在校期间参与发起新潮社、音乐研究会等社团，是新潮社第一届主任干事。他还是少年中国学会早期会员，曾任少中交际股股长等职。

孟寿椿（1896 年至？），四川涪陵人。1916-1919 年就读北大文本科国文学门。他文笔好、办事能力强，在同学中人缘好。他在校期间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新潮社、国民社、平民教育讲演团。担任过少年中国学会会计部主任、新潮社第二届经理、第三届主任干事、国民社编辑。在1919年 5 月 3 日晚发起“五四”游行的北大法科礼堂大会上，他和黄日葵担任大会书记，负责会议记录。

康白情（1896-1958年），四川安岳人。1917 年考入北大哲学门，与徐彦之是同班同学，1920 年毕业。他擅长交际，擅写新诗，文采飞扬。他在北大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新潮社、平民教育讲演团，是平民教育讲演团发起人。在“五四”运动中担任过北大学生干事会干事，任交际股主任。又代表北大参加北京学生联合会和设在上海的全国学生联合会，任干事。

黄日葵（1898-1930年），广西桂平人。1918年考入北大文预科英文班，1920年升本科英文门，1924 年毕业。文笔好、办事能力强。他在校期间参加了新闻学研究会、少年中国学会、国民社，担任北大广西同乡会会长，是平民教育讲演团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在 1919 年 5 月 3 日晚发起“五四”游行的北大法科礼堂大会上，他和孟寿椿担任大会书记，负责会议记录。在“五四”运动中，他与许德珩作为北京学生联合会第一批代表南下上海联络，参加全国学联的筹备。

方豪（1894-1955），浙江金华人。1914年考入北大预科第一部英文甲班，1917 年毕业升入北大法本科，1921年6月毕业。擅长演说，具有领导才能。他是唯一一位没有参加任何社团，但却是“五四”运动时期的学生领袖之一。他是 1919 年 5 月 3 日晚发起“五四”游行的北大法科礼堂大会的重要召集人。北京学生联合会刚成立时，他即是北大学生干事会参加北京学联的两位代表之一，后又南下上海参与全国学联的筹备。1919 年 10 月到 1920 年 2 月 5日，任北京学联主席。

三、游日团行程

北大游日学生团去日本是乘火车经中国东北进入日本占领下的朝鲜，再从朝鲜渡海到日本。回来则从日本长崎上船渡海到上海，然后再乘火车返回北京。1920年4月28日，游日团出发。按计划从北京乘火车到天津，再转车到奉天（沈阳），从奉天转车到汉城，从汉城乘船渡海去日本。5月5日（周三）早晨7点，游日团一行到达日本东京。

由于游日团到东京的消息已经被新闻媒体先行报道，几位代表到东京后，各方人士、团体就来纷纷接洽邀请。5月7日，他们被邀请去参加了中国留日学生举办的国耻纪念会。方豪、康白情和徐彦之都上台发表了演讲。8号，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新人会、辩论会、青年会就来约请，商定下周二、四、六三晚分别与三个团体开会交流。

游日团刚到东京时，这次交流访问日方的主要联络人吉野作造到京外帮朋友选举演说，他9号下午回到东京，即邀请游日团下周二（11号）上午去家里面谈，商量游日团在日本的后续行程安排。

从5月11日到26日的半个月时间内，游日团在东京会见了新人会、辩论会、青年会、黎明会、建设者同盟、友爱会、冷忍社、晓民会及东京帝国大学学生会等众多日本社团，还观察了从10日开始的日本大选举，参观了东京新村支部、常宝博物馆、早稻田大学和日本女子大学。

5 月 27 日，在中国留日学生代表和日本新人会会员的欢送下，游日团从东京乘火车前往京都、大阪、长崎。先后参观京都帝国大学、大阪朝日新闻馆、市民博物馆、神户贫民窟，与京都帝国大学学生会、劳学会、六日俱乐部、台湾青年会、朝鲜青年会和同志社大学生会等团体座谈、交流。

北大游日学生团在日本的行程安排是非常紧凑的，在日本一个月，北大游日学生团与众多日本社团座谈、发表演讲，参观众多教育机构，会晤的日本新思想界重要人士有吉野作造、森户辰男、宫崎滔天、细川栉次郎、今井嘉幸、片上伸、北谭新次郎、木村久一、大山郁夫、长谷川如是闲、栉田烟、麻生次藏、西川辉、河上肇和贺川丰彦等。游日团的 5 位学生代表展示了北大学生敏锐的思想和优秀的交际、演说才能。他们不卑不亢，向日本各界介绍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抨击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出色地完成了对日宣传和参观考察的双重任务。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团员们也顺道游览了东京、横滨等地的风景名胜。

日本政府对游日团在日本到处演讲，攻击日本帝国主义和军国教育，引起日本新思想界的骚动感到非常不安，很快采取行动进行镇压。当时在日本的高一涵 5 月27日致胡适的信里说道：

“康、徐五人今日午后往东京去了。在京都、大阪会有一星期的耽搁。自他们演讲之后，日本取缔新人物，更加厉害……这几天新人会的早坂二郎已被检察所传问。早稻田大学教授木村和中央大学的学生信定都被收监了。大杉荣等本明晚六时在明治会馆演说，谁知刚才接到电话，说警察看到广告，已勒令中止了。这也算是一种变相的逐客令。”（“高一涵致胡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中华书局1 979年版第94页）6月1 日，高一涵又写信告诉胡适说早大教授木村因攻击天皇，要被处刑，并提及吉野已跑到北海道去了。

大约6月5日前后，游日团一行从长崎上船返国。6月10日回到上海，随即宣告游日学生团活动结束。在上海稍作停留，即乘火车返回北京，6月16日回到北京。

（作者为北京大学校史馆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