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报告文学作家以极大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创作了一大批反映时代风貌、彰显时代精神的报告文学作品。在第八届鲁迅文学奖参评作品中，报告文学达338部，在所有参评类别中数量最多。仅从参选作品的数量上，我们就能感受到报告文学创作繁荣的态势。这些作品多数为数十万字的长篇，表明了报告文学作家们在创作上的极大热情。
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凯瑞·布朗认为，“成功的中国故事是具有积极愿景的未来的故事，是一个信仰团体的故事，是道德正义的故事。”（［英］凯瑞·布朗、刘文卿：《如何理解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与中国故事——访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凯瑞·布朗教授》，《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报告文学作家们立足新时代，敏感地观察和感受着这个丰富多元的社会，书写有关国运、民生、人性的主题。在呈现时代精神、讲述中国故事之外，更多了人文关怀、文化思考与深度的精神挖掘。
参选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的338部作品中，最终获奖的仅5部。5部作品围绕党的百年征程（丁晓平《红船启航》）、航天科技（龚盛辉《中国北斗》）、时代楷模（钟法权《张富清传》）、脱贫攻坚（欧阳黔森《江山如此多娇》、蒋巍《国家温度》）等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主题，在报告文学写作的现实主义手法、人文精神内涵、生命在场意识和艺术审美特色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索，为中国故事的当代书写作出了示范。本文以欧阳黔森《江山如此多娇》为例进行探析。
时代风貌的宏大叙事
2020年是中国、贵州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贵州曾经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贫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最深的省份，是全国脱贫攻坚主战场、决战区，摆脱贫困是贵州人民千百年来的奋斗目标。至2020年底，贵州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摆脱了末位，66个贫困县全部摘帽，923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192万绝对贫困人口搬出大山，减贫人数和易地扶贫搬迁人数均为全国之最。这些成果凝聚着无数干部群众的心血，背后是各种感人的事迹。这些，都在报告文学作家的文字中得到了真实的记录和呈现。
茅盾在《关于“报告文学”》中提出：每一时代产生了它的特性的文学。‘报告’是我们这匆忙而多变化的时代所产生的特性的文学式样。”（茅盾：《关于“报告文学”》，《中流》第１卷第11期，1937年2月20日）作为一种应时而生的文体，报告文学洞悉生活、介入现实、记录时代，现实性、时代性是这种文体的基本特征。欧阳黔森报告文学《江山如此多娇》将脱贫攻坚的国家政策、贵州人民的真实生活和作家个人的生命体验相结合，结合贵州历史、地理情况，考察历史基因和地貌特征对当地的影响，聚焦毕节巿赫章县海雀村、遵义市播州区花茂村、遵义市正安县红岩村、铜仁巿万山区朱砂镇、安顺巿紫云县沙坎村这五个具有代表性的乡村，选取脱贫攻坚战中的典型人物和事件，以走访调查的方式，探讨当下乡村在发展中遇到的历史问题、现实困难，记录脱贫攻坚工作者在针对不同地域情况时制定的方案、采取的措施和取得的成效，讲述当地百姓在面对社会变迁时的愿景、奋斗与信念，提炼总结了扶贫成功的多种经验模式，使之成为脱贫攻坚的贵州样本，折射出中国脱贫攻坚工作的巨大成就。
在对“脱贫攻坚”这一时代命题的书写中，《江山如此多娇》作者对贵州的扶贫工作进行了由点及面的书写，详细记录了通过产业扶贫、文化扶贫、旅游扶贫、教育扶贫、驻村帮扶等所取得的成就。
脱贫攻坚工作的推进离不开扶贫干部的付出与奉献，作家在记录贫困村脱贫致富的同时，也将目光投向这一群体，记录了众多扶贫干部如朱大庚、毛照新、朱高学等，既写出了他们开展扶贫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的情况，也写出了他们对自己所帮扶贫困户的深厚情感。作家通过介绍脱贫攻坚的工作思路、实施方案和具体数据，呈现出这一工作的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个体的生活和命运都紧密相连，成为承接过去、建设当下和展望未来的命运共同体。通过个体命运的变化折射出一个时代带给个体的巨大机遇，彰显出“个体命运永远与国家命运血脉相连”的理念，带给读者深刻启迪。
乡村变迁的在场书写
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植根现实生活的文学体裁，及时记录并反映着不断发展变化着的社会生活，彰显出鲜明的现实主义风格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报告文学还强调了作家本人的在场式书写，要求作家深入到书写对象和写作者本人的心理层面，去探索内在的生命感悟和精神世界，进而呈现动态发展、完整丰富的生命状态。这种文体意识和创作理念，在报告文学创作中成为了大部分作家的自觉追求。
真实性是报告文学的叙事法则，多数作家将自己带入作品并使用第一人称叙述，这种基于现场采访的“我手述我见闻”的写作强化了作品的真实感。在文学叙事角度上，《江山如此多娇》采用了第一人称故事内叙事的方式。作者欧阳黔森作为叙述人出现在作品中，并以“眼见为实”的方式讲述脱贫攻坚过程中的贵州故事。如《报得三春晖》用第一人称视角，叙述了“我”在乌蒙山区所体验到的毕节新农村脱贫奔小康的巨大变化。《花繁叶茂》采用“我”访谈村民、扶贫干部的形式，通过第一人称亲历者视角，写出了花茂村将红色基因与绿色发展相结合，实现精准脱贫的情况，保证了真实再现扶贫工作的叙事可能。
同时，作为叙述人，作者始终恪守限知叙事的原则，他除了自己“眼见为实”的描述之外，总是让人物自己说话，注意直接引语的使用，让当事人参与到叙述中来自己发声，如直接引用土陶烧制作坊主人、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母先才老人的话来体现精准扶贫的成效，“活了这么久，我终于重要了一回。”这位老人真切感受到了自己的重要，同步小康，一个都不能少。《看万山红遍》中，作者大量运用直接引语，将“我”和唱歌老人、冲脚社区党支部书记田茂文、原汞矿职工李良娣、夜郎村种植大户产业带头人冯忠情成百上千字的采访对话原封不动地呈现给读者，以剧场展开方式增加了作品的真实感，写出了铜仁著名汞都万山从资源枯竭的典型转变为绿色发展样板的历史巨变过程。
这种从现实着眼的客观写作态度和发自内心的真诚，使这种“在场感”和“介入性”呈现出更加丰富、多元的生命意识，带给读者情感共鸣和人生体悟。这种“在场式”书写也使脱贫攻坚主题的写作凸显出了“注重内在精神沟通”的特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同主题写作中的概念化和模式化困境。
社会生活的诗意表达
作为一种及时感应和回应时代召唤的文体，报告文学在反映深层集体心理、见证社会生活风貌、探求历史发展趋势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对一个成熟的作家来说，报告文学的写作实践，必须体现独立文学品格和社会价值。”（苏宁 ：《中国报告文学新四十年》，新世界出版社，2018年6月,第6页）故而作家们总在不断探索如何赋予这些作品更高的艺术审美价值，他们挖掘到了叙事对象的与众不同，并以文学的方式介入现场，追求“真实性”与“文学性”的高度结合。这一点，在《江山如此多娇》的创作中也有着体现。
书的每一篇章命名即具有诗词色彩 ：《报得三春晖》《花繁叶茂》《看万山红遍》《悠然见南山》《江山如此多娇》，表现出作者对古诗词的热爱。为了更加生动地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国精神”，作者构建了独特的文本空间叙事美学，将不同地理空间排列组合成具有审美意味的文本空间，汇聚在同一种情绪基调中，形成了激情昂扬的情感体验，表征着更具时代意义的社会生产关系和更加丰富的社会生活内涵。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在《江山如此多娇》创作谈中，欧阳黔森谈到了作家关于作家、艺术家职责的思考，认为“只有扎根人民，为人民写作，才是我辈的明智之举”（欧阳黔森 ：《<江山如此多娇>创作谈》，《贵州日报》2018年10月12日）。因此，他本着“为人民讴歌，为时代放歌”的创作宗旨，深入生活，向生活要智慧，无数次被采访中的人物和事迹所感动，更是无数次感到心灵震撼。作家着力探索把扶贫故事讲好，实现真实性与审美性的统一。因此，整个文本还呈现出一种诗意化的审美风格，譬如这样的表达 ：
“这风这雨，千万年的溶蚀和侵染，剥落出你的瘦骨嶙峋 ；这天这地，亿万年的隆起与沉陷，构筑了你的万峰成林。”
“一个壮士需要断腕的时候，难道我们仅仅看到他的勇气吗？这勇气的后面一定有他审时度势的智慧，除非他是懦夫，绝不是壮士。一个猛士一声断喝的时候，难道我们只能仅仅看到他的霸气吗？这霸气的后面一定有他坚韧不拔的信念，除非他是莽夫，绝不是猛士。在我看来，壮士之壮，在于心之魄、胆之雄、气之豪，正所谓虽手无缚鸡之力，也敢于亮剑 ；猛士之猛，在于身之力、力之量、量之捷，正所谓雷霆万钧之下，势不可挡。这样看来，壮之于心，猛之在力，一个修内，一个炼外，两者皆备，所向无敌。”每个篇章开头的感性引言、结束后作者的抒情性总结，和脱贫攻坚故事一起，以互文的形式增强了作品的诗意，赋予“脱贫攻坚”题材写作更加鲜活、生动、丰富的审美内涵。
结 语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原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认为，“发现历史、发现时代、发现一个新思想对人类的贡献，并让其更广泛地传播，这是报告文学甚至所有文学作品最根本的任务。”（何建明、繁星：《“一个中国新时代已开启”——报告文学〈那山，那水〉讲述生态与发展的故事》，《中国环境报》2017年9月20日）社会的变化和发展为作家们打开了崭新观察视域，提供了丰富创作源泉。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应该记录时代风云，讲好中国故事。报告文学作家要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把握历史方位和现实主题，以更加积极的历史主动精神，在现实题材中找到新视角，在深入体验中具有新发现，书写具有新的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的题材，更好地与新时代同频共振。
（作者系遵义市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主席、遵义师范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