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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北大记忆从 2015 年炎夏东门口呼啦啦的自行车队开始。那年我来北大参加保研夏令营，开营前日，父亲为了给我壮胆，提出要陪我先在校园里走一遭，熟悉环境。我和父亲夹在陌生的车队里，眼里满是局促的张皇，心中则满是热烈的盼望。从入学到留校工作的七年里，我经历了无数重大时刻与惊喜相逢，然最令我感怀的，是那段担任校报记者的时光。

进入北大后的博二上学期，为了实现我多年来的文字新闻工作梦想，同时调解彼时我面对学术课题研究的困惑与彷徨，我加入了《北京大学校报》学生记者团，成为了一名校园记者。

我的第一位采访对象是历史地理领域的专家韩茂莉老师。我虽然那时已上了半个学期韩老师的《中国历史地理》课程，但独自面对面采访我所崇拜的老师，还是不免手足无措。我在逸夫二楼里七拐八拐，才在一个僻静的转角找到了韩老师的办公室。我的心咚咚直跳，几次鼓起勇气才敢抬手叩门。听到屋里传来轻轻的一声“请进”，我便怯怯地推门进去。只见屋里点着一盏昏黄而温暖的小灯，除了几架子满当当的书以外，就只塞得下一台旧式的台式电脑和两把椅子。在随后的采访中我才知道，韩老师很知足地在这方小天地里“窝”了二十多年，除了上课、出差，晚上十一点之前她很少离开这个角落。

正如平日授课那般，韩老师的讲述流畅如行云，缜密如环扣，自有一种谦和、睿智和优雅，令我深深折服、如沐春风，一扫“首度采访”的紧张忐忑，心头反而渐生出一丝安稳。

谈起求学时跟随侯仁之先生做学问、任教后与自己学生们相处的点滴，韩老师有着说不完的故事，她对过去的许多人名、细节也都记得十分详尽。或是在野外考察时的大胆好奇，或是在宁静书斋里的史学考证，他们彼此间的“师承”与“学缘”，托举成长，更触动人心。韩老师回忆，侯仁之先生作为导师，往往不是针对某个具体问题作出指导，而是给他们一种远见，甚至从一个学科跨到另一个学科。这样的涉猎令他们眼界增大、心胸开阔、触类旁通。研究之自由也伴随治学之严谨，“侯先生是个在学问上很谨慎的人，他虽听得多，说得少，但每次提出的观点和建议总是一针见血，直指要害。”

1993 年，韩老师留校工作，她从学着做老师，到学会做老师、做好老师。从韩老师所讲述的一桩桩小事中，我可以感受到她传承了老先生的治学风骨，求知好奇，勤勉严谨；传承了其处世哲学，朴素淡泊，却精神富足；传承了其授业之道，循循善诱，更注重师生间的学术研磨、教学相长。她把教书当作最幸福的事，且十分羡慕一直讲课讲到 90 岁的侯先生：

“我多么希望自己八九十岁时，也能如此思维清晰，把我所知道的有用的知识都告诉学生们。”这样一种学脉和精神的传承也正在影响代代后学和青年学子。我曾在韩老师学生们的文章中读到如是表白：“韩老师在学业上是良师，生活中是慈母，闲暇时是益友，迷茫时是灯塔”“韩老师不仅教我如何做学问，还努力引导我成为一名有良知的学者。”

两个小时的采访很快结束了，从韩老师办公室出来后，我的心情却久久不能平静。当看到自己写的第一篇人物通讯被印刷成铅字，我想那份喜悦不仅来自于手中的这一叠报纸，更源自精神层面某种悄无声息的变化。

而后在校报的几年里，我又有幸陆续采访了北大许多不同学科领域的前辈们、师长们、学界大家们、老校友们。他们虽生于不同年代，有着不同的人生境遇与学术追求，却总闪耀着近乎相似的光芒：勤勉、严谨、躬耕不辍，更心怀天下。

我还记得在北大120周年校庆前夕，我去采访北大1949级校友、原北京农业大学党委副书记王步铮先生的场景。虽已 88 岁高龄，王步铮先生仍坚持要亲自前来校报编辑部。他几次强调：“今天我是来向母校做汇报的。”整整一个下午，3个小时的谈话间，先生一口水都没喝，声音却始终洪亮有力。说到酣畅处，他会挥舞着手臂，乐呵呵地开怀大笑。他随身带来一本由他主编的《农大往事》，聊到尽兴时，还会特意翻到书的相应位置，一字一句给出更详尽的解读。

2018年6月，彼时已87岁高龄的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金世英老师正式成为中共预备党员，这时距离她22岁第一次递交入党申请书已经整整 73 年。我在支部党员大会后有幸采访到金老师。我仍清晰记得，在被问及此刻的心情时，金老师那句铿锵有力的回答：“耄耋之梦我初心，初心源于党教育。初心植根老百姓，初心引领我人生。万分感谢党组织扶持我完成了入党的长征路。我以前是个自由战士，以后要增强组织观念，多汇报自己的工作和心得。我呀，是个耄耋新兵！”

2019年9月，历时长达11年的皇皇巨著《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在京首发，我有幸采访了这部全集的主编、考古文博学院的李伯谦教授。采访这样的学界巨擘，我本万分紧张，却没想到与李先生聊天就同跟爷爷唠家常一样亲切轻松。通过采访，我才知道成书出版过程难度极大。11 年间，李先生从古稀之年迈入耄耋之岁，却始终亲力亲为，从拟订提纲、组织人手到之后的督促进度、审查修改，李先生都是亲自操办。他说：“这套全集实乃惠及学林、惠及民众的美事，万不可懈怠。”

每一次背起录音笔和相机奔走在采访的路上，深夜在电脑前抓耳挠腮、推敲琢磨的写稿过程，总会让我的内心前所未有的宁静，带给我满满的幸福感与归属感。听不同时代的学者们侃侃而谈，我总能受益良多，甚至建立起一种连接，得以通往不同形态的人生轨迹与灵魂世界，并实现自我的关照与塑造。我或是凝视前辈先贤的坚韧步履，或是感佩各界学人的格局风范，又或是追寻北大学缘的接续延绵，有时还会产生打破学科壁垒、跨越历史时空的穿行之感，写稿时也总不禁潸然。

我无比感念那些促膝交谈的采访瞬间，一生都将难以忘怀。于我而言，北大教给我的，不仅仅是作为理科博士生面对前沿科学奥秘时的大胆创新与严谨求索。担任校报记者期间，那些生动深刻的讲述、坚定真挚的目光、温暖丰盈的文字、鲜活厚重的人物、激荡澎湃的故事所凝并成的记忆，构筑了我燕园生活的精神殿堂，给予我弥足珍贵、不可或缺的深度滋养，就像是那银杏叶缘洒金般的光亮。

（作者现就职于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科研学科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