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院长的嘱托
今年是钱其琛同志卸任国际关系学院院长20周年。去年暑期带领同学们去青海参加思政实践的时候，我在筹划阶段就提出，一定要去金银滩原子弹核爆试验场，实地考察“两弹一星”伟大精神的现场；同时也要去贵德，因为那里不仅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的生动实践，而且有老院长的题词——“天下黄河贵德清”。在那块巨石前面，我讲了两个小时的现场课，追忆老院长的风范和事迹。如果老院长和我们站在一起，他会怎样观察和思考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呢？
2000年钱其琛同志开始担任学院院长的时候，我刚留校两年，是学院当时最年轻的教师。受潘国华老师等学院领导的委托，我分担了老院长在学院的一些事务性工作，因此也便多了一点机会亲聆教诲。当然，老院长在任期间日理万机，虽然时时记挂着学院，但来学院办公授课的次数并不多。离休之后老人“有情叙往事，无官开新卷”，“叙往事”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外交十记》；“开新卷”则是大量阅读之前想看而没有看过的书籍。老院长家学渊源很深，是嘉定钱氏一脉，吴越王钱镠的第三十三代孙，“一代儒宗”钱大昕的后裔。“体大思精，识高学粹”的钱大昕，一生实践“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的学风，钱家的家训中“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的担当精神，对老院长潜移默化的影响很大。随着时代发展，老院长比先人有着更广阔的视野。在学院的几次讲座中，老院长旁征博引，对美国国际关系领域代表性杂志如《外交事务》《外交政策》中的文章都信手拈来，英文功底非常扎实。据说老院长精通英文，一方面是受父亲的直接影响，另外一方面，则来自于舅父、传奇语言学家葛传槼先生的耳提面命。因为26岁的时候被选拔赴苏联留学，后来长期从事对苏外交工作，老院长的俄文也非常熟练。一部分西方学者把内敛儒雅的老院长称为“有学者风范的外交家”，这不是没有根据的。当然，我还注意到老院长的另外一个特点：在学院的多次讲座中，老院长从不照本宣科读稿子。把演讲录音整理出来基本上就是一篇完整的论文。我曾经问老院长，如何在百忙之中能如此游刃有余，老人回答的很简单，这是七年地下党工作形成的习惯，一切都不能留文字，所有的人和事都必须依靠记忆，而且绝对不能出错。
老院长对我们的嘱托，是反复强调人要有一种精神。老院长第一次到学院的时候还没有国关学院大楼，办公条件比较艰苦。老院长举例说，当年外交部没有新大楼之前，四十多年的时间里办公条件也很差，七八个人在一起，像小学生上课，但同样做出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现在工作条件好了，应该做得更好，“要做好一件事还是要靠革命的精神、上进的精神、坚持不懈的努力，这是办好一切事情的根本。”后来国关学院大楼在老院长的关怀下拔地而起，老人依然谆谆教导我们，“没有一种精神，没有一种办事认真的精神是不行的。”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在视察北京大学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广大青年要培养奋斗精神，做到理想坚定，信念执着，不怕困难，勇于开拓，顽强拼搏，永不气馁。”这是北京大学，也是我们国际关系学院师生应该永远牢记和践行的。
老院长对我们的嘱托，是要从全球视野、战略高度来观察世界。2000年第一次在学院讲座的时候，老院长就选择了全球化的题目，在看到冷战结束后两大集团对抗结束，贸易、投资、政治壁垒消除、信息技术高速发展，跨国集团勃兴导致全球化不可避免的同时，老院长冷静地提醒我们，这不意味着世界从此走向大同，在某些领域里斗争会更加尖锐，甚至有新殖民主义出现的可能。而且全球化不是整个经济的世界化，更不是美国化，必须客观看待市场经济与行政干预、美欧模式与东亚模式、贸易自由化与贸易保护主义、金融自由化和资本管制等争论。“如果你没有对全球化进程有所贡献，也便谈不到从中受益”，这其实就是现在说的中国要为全球化提供公共产品。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勾勒了当今世界的特点，“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老院长的许多思考非常具有前瞻性。目前，国关学院推出了北大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丛书，准备举全院之力推进有组织科研，用尽可能长的一段时间，逐个梳理国际关系领域里的核心概念和关键议题，第一本由全院半数以上教师参与完成的就是《反思全球化：理论、历史与趋势》。虽然最初的选择并不是因为老院长，但回头看确实存在类似的考虑，只是不知道我们20年后的回答，能不能让老院长满意。
老院长对我们的嘱托，是要从历史、全局的角度研究更多的问题、更长远的问题、更学术性的问题。国际问题研究的队伍，至少可以分为三线：一线是外交部，二线是研究机构，三线是学术机构和大学。老院长提出，这三方面都很重要，各有专长，应该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外交部要信息灵通、判断准备、应对得力，研究机构可以做中长期战略研究，而大学的国际研究则要有理论工具、有历史纵深感。在信息激增的时代，老院长要求在选择研究资料方面，必须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抓住要害，要注意识别背后隐含着的信息霸权。谈到理论研究，老院长告诫我们，利用某种流派的理论，不能盲目、机械地套用，“首先要对这个理论的合理性作出一个判断，这是最根本的”。并且举现实主义学派的例子，指出其过分强调国际体系的力量对比，而忽视了国家内部各种复杂因素对国家对外行为的影响。与中国的对外政策一样，学术研究也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和独立判断，不能食洋不化，更不能人云亦云。
老院长对我们的嘱托，是要在纷纭复杂的国际形势面前冷静观察，保持战略定力。从20世纪末开始，美国先是对中国进行所谓的全面封锁，然后发生了银河号事件、台海危机、炸馆事件、撞机事件等一系列的重大危机，一时间两国关系高度紧张。在“9·11事件”一周年之际，老院长对全院师生谈到，在中美关系发展改善的时候，要保持冷静、居安思危；当两国关系遭遇挫折的时候，要从国家根本利益出发，牢牢掌握主动权。老院长援引苏轼的《留侯论》中的议论，强调在对外关系紧张关头，“要斗智斗勇，但是不要斗气，不图一时之痛快，不争一日之短长”。天下真正有大勇之人，“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毫无疑问，这也是我们筹划对美关系的基本出发点。为此，必须要像党的二十大报告里说的那样，“坚定信心、锐意进取，主动识变应变求变，主动防范化解风险。”
6年前的这个季节，老院长离开了我们。一代又一代国关人会牢记这些嘱托，为形成中国气派、北大风范、国关特色的国际关系研究，为培养更多有世界视野、中国情怀的栋梁之材而不懈奋斗。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