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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 年 9 月，北大史学系送别离校教师合影。前排坐者为即将离校的教师，左起：朱庆永、戚佑烈、韩寿萱、郑天挺、杨翼骧、胡先晋、邓锐龄。后排左起：李克珍、邓广铭、向达、张政烺、杨人楩、胡钟达、余遜、刘克华

1952年，新中国的政权建设踏上新台阶，高等教育界也迎来了近代以来的最重要转折——全国性、大规模的高等院校院系调整稳步开展，新中国的教育格局自此重新奠定。作为中国顶尖高校的代表，北京大学引领、推进并深度参与了这次变革。在北京大学 125 周年校庆之际，校报特别邀请了北大校史馆的林齐模副研究员，带领我们共同回顾这段成就与挑战、经验与启示并存的壮阔历史。

筚路维艰：加强工科教育，实现人才培养专门化

“近代史上，中国的现代化、工业化进程始终很不顺利。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院系调整就是新生政权在教育领域改革旧体制、培养新中国工业化人才的一项重要举措。”

林齐模介绍道，“加强工科教育，实现人才培养专门化”，始终是院系调整工作的核心。这与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新中国薄弱的工业基础、以及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求紧密相连。自晚清起，古老中国与世界艰难接轨，各路有识之士“师夷长技”，致力引入西方的先进工业、军事和科技，但在内忧外患的政局之下，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历经数次挫折。直至 1949 年，新中国的成立方使长期、稳定的工业化建设成为可能。为使高校培养的人才能够迅速投入生产实践，压缩文理基础学科、大力扶持工科教育，成为国家制定宏观教育政策的首选。

在中国建设现代高校的起步期，民国教育家们普遍学习英美模式，注重培养人才的综合素质和基础科研能力。然而，当我们怀抱着历史“后见”回望，这一看似进步的教育观念落实在具体情境中，却在当时产生了不少亟待改革的弊病。其一，高校的创办背景极为复杂，除了国立大学，还有众多私立学校；除了国人自办的大学，还有众多接受教会或其他海外资助的高校。其二，高校办学缺乏统筹规划，各校大多“各自为政”，依据不同的经济背景、师资力量，自行组建行政和教学体系，带来了系科设置重叠、办学力量分散、资源浪费等等弊端。其三，高等教育的地域分布极不均衡，大学主要集中于东南沿海，而在广大相对贫困的西部内陆，高校的数量极为有限。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适度的体制改革是顺应着高等教育发展的客观需求。

受国际关系格局影响，新中国的院系调整大量借鉴苏联经验，将基础学科不断细分为具体的专业方向，同时相对压缩了学制。“譬如原来有化学、地质学，现在再细化为冶炼专业、采矿专业等，为此，还专门成立了如北京钢铁学院等院校。”林齐模认为，学科建制的专门化、功能化，代表着国家对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重视：“高校甚至是在专门培养工程师。人才一走出校门，就能迅速上手工作，这和我们现在发展职业教育的思路是一样的。”

在这一总纲的指导之下，高校体制改革也首先从工科院校开始。林齐模说，全国性的院系大调整虽在1952年下半年迅速落实，却经历了漫长的准备规划期：早在 1949 年 6 月，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已着手开展京津冀高校间院系调整的试点工作；1951 年 11 月，中央召开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初步拟定《全国工学院院系调整方案》，《方案》于1952 年 4 月经政务院批准实施，并于同年6月率先实现了全国工科院校的重新整合。以工科带动全局，到1952年底，全方位、规模化的高校院系调整工作基本完成。

云程发轫：全国院系调整中的北京大学

作为全国闻名的高等学府，“老北大”人才辈出、自成体系。“谈到北大经历的院系调整，我们需要采取比较的视角：院系调整之前的北大是什么样子？调整以后又是什么样子？”

第一个变化反映在办学规模上。林齐模告诉我们，从1919年到抗日战争爆发，北大在校学生人数一般是在2000上下。据统计，1948年上半学期，北京大学在校学生、教职工总计 4306 人，1948 年12 月仅剩 3916 人，其中学生为 2000 余人。解放后，校务委员会统计，1949年第一学期在校本科生2359人。随着政局渐趋稳定，高等院校稳步扩招，1951年，本科生人数上升至 3039 人，专修科学生467 人，学生总数达 3571 人。而至 1952年 9 月院系调整结束时，北大的新生总数已经达到 5206 人，另有在职教师 700余人——相较建国初期，北大的办学规模增长一倍有余。

在资产规模方面，则以北大校址、校园和校舍的变化最为典型。院系调整前，老北大的地产极为分散，除著名的公主府、沙滩红楼以外，还包括西什库医学院、阜外罗道庄农学院、祖家街工学院等，算上教工宿舍、学生宿舍，三十余处校属建筑遍布全城，“几乎整个北京城都有北大的校址！”解放后，原属美国教会的燕京大学收归公有，院系调整后则被撤销，1952 年 9 月 16 日，北大校园正式迁移至由北大、清华、燕京三校建委会扩建后的燕大旧址。谈到这里，林齐模笑道，“大家都知道燕大的校园环境美、图书多、设施也好，我们北大是占了便宜了。”而在校园迁移以后，北大燕园校区的集中建设历时十余年，至1959 年底，建筑面积已达 30 万平方米，是原燕大的近四倍。

系科建制改革则是院系调整的核心。老北大下设文、理、法、医、工、农六大学院，集中调整前，中央已将南京国立东方语专业调入北大东语系，北大的农学院则于 1949 年 9 月脱离母校，与清华农学院、华北大学农学院合组为北京农业大学；1950 年，北大医学院改由中央卫生部领导，1952 年独立建院，改称北京医学院。“后来，北京医学院改建为北京医科大学，2000年又回到北大作为医学部，相当于转了一个圈。”至 1952年，为了强化专业建设，学院制度被取消，北大建立了“校-系”两级架构，由包力量的重组。1952 年下半年，北大的教师变动人数超过一半。例如，数学系原有教师 26 人（教授 7 人，讲师 6 人，助教13 人），院系调整时调出 14 人，其中，张禾瑞教授调入北京师范大学，王湘浩教授调入东北人民大学，吴文俊教授调入中国科学院，又从友校调入 4 位教授和多位教员，原清华大学的段学复教授担任系主任；化学系 22 名教师调出 3 人，又从清华、燕大等高校调入 18 人，教师队伍扩大到 47 人；中文系 16 名教师调出9人，又从清华调入8人、从燕大调入13 人；原地质系 20 名教师除系主任孙云铸教授调入地质部外，全部调入新成立的北京地质学院，后又在调入北大的新教师队伍基础上重新组建地质地理系。因此，林齐模提醒道，“院系调整中，哪怕一些学科的建制依然保留，也不能含6个学院的综合性大学，变为以文、理学科为主、拥有12个学系及若干专修科的新型高校——除工学院并入清华大学，法学院改组并入北京政法学院以外，北大在院系调整中接收合并了清华大学文、理学院，燕京大学文、理学院，中山大学哲学院、语言学院，武汉大学哲学系、英文专业，南京大学哲学系，辅仁大学哲学系、西语系，西北大学英语系等友校相关系科，为“新北大”奠定了雄厚的文理学科基础。

院系调整还涉及教学人员和行政忽视具体教学人员的流动性。”

书生本色：北大人有求创新、求上进的革命传统”

“可以说，新中国的院系调整就是北大人策动的。”论及北大在中国高等教育界的巨大影响力，林齐模强调，“北大的传统就是‘根正苗红’，北大人求创新、敢创新，在思想上始终追求积极上进。”

新中国的第一任高等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出身于北大。早在 1950 年 6 月，马叙伦主持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时，已经确立针对旧式高等教育进行“坚决改造、逐步实现”的方针，围绕教育制度、领导体制、教育内容、教学组织和教学方法推行全面改革。高教会议后，北大校内率先发起“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运动”，拟邀请国家领导到校讲学，提升师生政治素质。1951 年 10 月23日，北大校长马寅初在《人民日报》发表《北京大学教员的政治学习运动》一文，拥护院系改革决策，并将教学改革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结合起来：“必须按照国家的需要，彻底地调整院系，改革课程，改进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而要达到这一目的，一个最主要的关键，就是要自觉自愿地进行思想改造”。

1946年抗战结束后，西南联大的北大“南系”师生陆续复员北返，与北平原址的“北系”师生会合。1949年6月起，党组织宣布公开活动，进入学校各级机构发挥政治保障作用。北大的党组织成立较早，无产阶级教育家江隆基从陕甘宁边区调任北大党委书记，与众多年轻党员一道，协助北大校务行政人员、教研人员推进各项工作。

面对初生的红色政权，传统知识分子的拥护态度是真诚的。“建国初期党的威望极高，老党员们的工作经验也丰富，北大的知识分子们看到过去旧教育的弊端，也有推行教育改革、促进国家工业化建设的内在需求，大多信任、拥护这一决策。”但林齐模同时指出，回到具体的历史环境，在个人利益与国家需求之间，仍存在许多具体的问题亟待协调。而伴随着建国后政治形势的变化，院系调整进度被与“思想改造”成果直接勾连，促使少部分处于观望、犹豫的知识分子迅速转向行动，兼之北大、清华等代表性高校校长公开撰文表态，院系调整顺利形成舆论合力。“但是，历史往往是不受人的意志所控制，一件事情一旦发动，就会有自身的运行逻辑。”政治运动后期，高校工作逐渐偏离动员、团结知识分子的初衷，带来了客观的历史教训，“旧中国将知识分子抬得太高，工农压得太低，公平不公平？反过来也是一样。我们传统儒家讲究中庸，万事万物强调平衡，或许这才是最好的状态。”

林齐模补充道，考虑到多方需求，院系调整中的系所、人员变动大多集中

于区域内部，“孤身远调”只是极少数。华北地区高校以北大、清华为中心，组建“京津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办公室”，除个别系科外，很少涉及往来华东、华南的跨区域调动。即便如此，仍有众多北大人选择为国家建设全局牺牲个人利益：北大历史系的郑天挺教授受命调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离开亲人以及北京地区丰富的明清史研究资料，最终克服了学术研究和生活上的诸多不便，支撑起南开大学历史学科建设，也让南开成为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站；北大化学系的唐敖庆教授主动请缨支援东北人民大学，与蔡镏生、关实之、陶慰孙等著名化学家，以及来自全国高校的 7 名教师和 11 名应届毕业生一起，组建了东北人民大学化学系，该系也成为如今吉林大学化学学院的前身。

行远自迩：高等教育应切合国家发展的客观需要

”在无数党员、教师和科研工作者的赤诚奉献之下，全国性院系调整成就斐然。1952 年以前，全国高校的工科专业招生人数约 1 万 5 千人，该数字在调整结束后上升至 3 万 5 千人，改革的影响与成效远超预期，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人才和技术基础。但我们不应否认，随着时间推移与国家建设形势的变化，“加强工科教育，实现人才培养专门化”的基本方针，已无法适应新时期高校发展、人才培育的客观需求，20 世纪80年代以后，高等教育机制的重新调整势在必行。

林齐模表示，北京大学的教育机制探索于蔡元培时代已然开启。在蔡元培校长的主持下，北大尝试打通文理区隔，取消文科学长、理科学长的二元化管理体制，效仿英美高校推行学分制、选课制，力求推行通识教育。蔡元培尤其重视大学的教学科研功能，设立文、理、法三科研究所，又以“大学”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在北大百年校风中种下了广纳众流、兼容并包的精神根基。至 1930 年代，蒋梦麟校长主持北大教学管理改革，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十六字方针，将原有的十余个系科扩建、重组为学院，学术研究的综合性、理论性进一步强化。新中国在院系调整中将综合性学院还原为专业性系科，改革开放后，北大又从1985年经济学院建院起恢复建设大学学院体系，从 1988 年起，重新提出“加强基础、淡化专业、因材施教、分流培养”的通识性教育方略。回顾20 世纪百年校史，

“北大走过了一个不断改革创新的轮回。”

林齐模总结道，从学院制到系科制再到学院制，从综合性到应用性再到综合性，从通识化到专业化再到回归通识教育，北大的教学体制变迁始终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高校建设始终有客观的发展需要，也有现实的背景和推动力。无论是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背景下，还是改革开放全球化的背景下，高等教育体制都应切合国家发展的现实需要。”1952 年的院校体制改革承续并丰富了历久弥新的北大传统，奠定了北大的文理基础研究力量，使“老北大”在“新时代”重新焕发生机。而作为全国最高的研究型学府，北大的改革思路、改革经验又经教育部推广至全国，在全国高校体系中持续发挥着引领作用，为中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领域的先行探索创造着无限可能。

（题图为 20 世纪 50 年代北大迁址燕园后新建的建筑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