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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维钊像

更爱中医的书画教师

1959年，时任浙江美术学院院长的潘天寿有意物色一位古文和书法俱佳的大家来校担任古典文学和书法教师。一天，潘天寿与吴茀之、诸乐三在西湖的一间画廊里看到一幅山水画用笔不俗，题跋内容及书法都十分出色，但作者之名“陆维钊”却闻所未闻。潘天寿欣喜地记下陆维钊的名字，逢人便打听，终于得知陆维钊在杭州大学任教。有趣的是，在同一时间，浙江医学院也得知陆维钊既精于古文，又深谙中医，也在向杭州大学借用陆维钊。

陆维钊一时面临两难的选择，是选择书法，还是中医？从陆维钊的内心来讲，书法和中医都是多年的爱好，但他其实更爱中医学，并且他反而认为书法是“馀事”，对研究中医更感兴趣一些。他总认为，书画是文人雅事，是吃饱饭后的消遣，比不得悬壶济世、治病救人，无论什么时候都缺不了。他在这两所学校兼职授课，并最终因被潘天寿的知遇之恩所感动，正式调入浙江美术学院，但心中一直未曾放下中医。

陆维钊在浙江中医学院讲授医古文课程期间，曾和几位中医师探讨医道，商量一起校勘古代中医典籍。他发现古籍医典在译注方面错误太多，急需修正，中医药专业学生的古文阅读水平亟待提高。他还曾与一位名叫朱古亭的中医相约，共同为医古文加句读，进而对部分译注错误进行修正，以助于中医学的理论研究。他还认为，中医药专业学生的古文阅读水平亟待提高。

陆维钊还给不少同事开过药方，留存下来的方子上，有的注有“与阆丈商议后拟方”“与乐三商量”等字样。“阆丈”指张宗祥，陆维钊对他的中医水平非常敬佩，而诸乐三本来就是中医专业出身。陆维钊的同事蒋祖怡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道：自己（蒋祖怡）的父亲生病时，陆维钊给开过药方，蒋祖怡方知陆维钊长于岐黄；蒋祖怡的父亲去世后，陆维钊特意画了一幅《春江山水图》相赠，以作安慰，蒋祖怡这才知道陆维钊亦擅长丹青。

陆维钊从《解放日报》中摘录有关中医药内容的手稿

陆维钊著有《中国书法》（新中国成立后，再版更名为《书法述要》）一书。书中描述书法创作的行为过程，运用到了解剖、生理和心理学知识，描述了书法创作时人的神经、骨骼关节、肌肉的相互协调配合情况，并指出心理于美学欣赏及创作的意义。他说：“其笔毛若无弹性、轻软，即无肥瘦；其使墨若无浓淡、枯润，即无神采；其形貌若无骨骼血肉，则无生气。”可谓恰如其分地将中医语言应用在书画艺术当中。

全家与医结缘

陆维钊的祖父是一名中医，他从小受祖父影响，读过不少医书。陆维钊曾与著名文史学家王驾吾共同校勘过清代孔继菼所著的《孔氏医案》，并为之作跋。在跋中，陆维钊说自己出身于医学世家，“先祖少云公好校医籍，叔祖介山公精于医术，皆为名医陈莲舫所激赏，幼承庭训，积习未忘”，批评有的医生“就病论病，不问病因，不参脉色，其误将无所不至”；并且还在跋的末尾谈论了当时的医学发展形势：“居今之世，医道大昌，由中西并治，而中西贯通。”展示其对于中医学的热爱和关注。

20岁时，陆维钊因病开始研读医古文。在工作、生活中，也常向一些老中医请教，通过摘录医案、整理医方，积累了不少中医知识，家里人生病，都是陆维钊亲自号脉开方。在读书看报时，也时时留心有关中医药的内容，并细心摘录。

1950年暑假，杭州大热，陆维钊的女儿陆昭蓉一连几天高热不退，陆维钊自己开方无效，送医院求治，医生因查不出病因而束手无策。万般无奈之下，他求助于张宗祥，张宗祥诊病下药，服下一帖便见起色，三帖便大获痊愈。陆钊维对张宗祥佩服至极。后来，陆维钊借来张宗祥的医案认真抄录，仔细研究。

陆维钊自己很遗憾没走上行医的道路，因而希望子女将来都学医，以治病救人为业。1959年，大儿子陆昭徽高中毕业，班主任动员他报考师范大学，对此陆维钊深表遗憾。后来，二儿子陆昭怀、女儿陆昭菊在他的影响下，都走上了学医的道路。陆维钊的儿子在回忆父亲的书《书如其人》中，有两章专门讲述了其关于医学的内容。

陆昭怀经常与父亲一起讨论中西医的不同诊疗思路。陆维钊说：“中医学病理，有实症和虚症，治疗有攻与补之分，一般原则是‘实则攻之，虚则补之’，但在临床实践中，绝不可机械地套用。”因为陆昭怀是西医，陆维钊还向其推荐《蒲辅周医案》，让他好好学习蒲老的诊疗思路。另外，陆维钊还与陆昭怀探讨医疗适度的问题，认为很多肿瘤患者由于过度治疗，最终导致“病除人亦亡”。陆维钊在四十余年前就能认识到这些问题，表明其医学思想非常超前。

陆维钊手书处方，浙江中医药博物馆藏　　（作者系我校基础医学院教师）

（作者系我校基础医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