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着眼长远的战略性部署，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即“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代表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而在推进这一系统工程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推进文化自强自信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清代思想家龚自珍曾说，“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中华民族拥有悠久的历史传承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华文明中延续着国家精神和民族血脉，我们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是如何“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著名历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认为，“人类所有的伟大文化都是由城市产生的。第二代优秀人类，是擅长建造城市的动物，这就是世界史的实际标准，这个标准不同于人类史的标准，世界史就是人类的城市时代史。”（[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06页）阿诺德·汤因比、刘易斯·芒福德等人与斯宾格勒持同样的观点，即“认为无论何种城市形态，都有独特的文化特性，城市与文明都是某种社会关系的外在表征，且这种社会关系通过自身的文化属性显现出来，也就是说城市与文明都是一种文化的形态”，聊城大学倪凯教授进一步分析道，“城市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载体，往往是文明形态的集中体现，或者说城市本身就是文明。”（倪凯《西方城市史研究中的文化形态转向》，《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11月28日）城市的诞生、发展、兴盛和衰落，与人类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特别是自从地理大发现以来，工业文明带动下的贸易和商品交换得以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因此促使城市的数量不断增加、规模日趋扩大，同时其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22页）。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断改变着城市人群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心理态度和价值观念，从而使得人、社会、经济、政治、宗教、文化等诸多领域开始全方位、立体化地向“现代类型变迁。”（ [以]S.N.艾森斯塔德《现代化 ：抗拒与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在此过程中，不断流变的城市文化，为我们提供了观察上述问题的窗口。
地处西南的贵州地区，是中华文明的富矿区。内容丰富、形式各异且独具特色的文化资源，既是贵州各民族发展传承的历史写照，也是各民族精神文明的重要载体，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艺术和科学价值。而作为国家首批历史文化名城的遵义，是其中的优秀代表。这种说法的依据是，雄踞川黔渝交界处的遵义，具有独特的地缘优势和资源禀赋，自然而然成为了多元地域文化荟萃的载体。从时间维度来看，无论是以20万年前“桐梓人”为代表的远古文化，还是以世界文化遗产“海龙屯”为代表的土司文化，抑或是以1935年红军转战黔北时的遵义会议为代表的红色文化，都在展示着遵义悠久的历史传承 ；从空间维度来看，无论是以茅台为代表的酒文化，还是以湄潭为代表的茶文化，抑或是以道真为代表的傩文化，都在昭示着遵义深厚的文化底蕴。
事实上，多民族聚居的遵义地区，在时空交错下形成的城市文化，远不止于此。1972年考古发掘的“桐梓人”，是贵州省首次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同时发现的旧石器和用火痕迹，佐证着西南地区早有人类活动和用火的历史 ；出身毋敛县（今正安县）的尹珍，在中原地区学成回乡后，秉承汉学主张，开馆授徒以宣扬儒家道德教育，开黔北文化之先河 ；具有独特地域环境的播州，是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不断互动的平台，无论是羁縻时代，还是土司时代，一以贯之的民族交流与文化交融，催生出明显的多元文化格局特征 ；在西南地区谋求立足的南明王朝，虽未成气候却带来不少外籍移民，他们或著书立说，或传道解惑，或游戏山间，或遁入空门，与当地辞官归隐或隐而不仕的人群一起，构成了独具特色的遗民文化 ；诗礼传家的郑莫黎三家毗邻而居，累代耕读且谨守礼法，终日以教书育人为职志，以诗词创作为乐趣，遂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引导，以学术研究为实体的沙滩文化 ；转战黔北的红军，利用书写标语、召开大会、散发文告、谱写歌曲、进行演讲等形式，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红军的性质，与当地群众为祈盼红军、祝福红军、宣传红军传唱的歌谣，以及诸多会议会址等，共同构成了内涵丰富的红色文化与长征文化 ；抗战期间自发成立的爱国团体，为宣传动员抗日救亡，开展空前的群众性文化活动 ：创作与演唱、校歌与山歌、话剧与戏剧、书画与讲座等，形成了唤醒民众、声讨侵略和支援祖国的抗战文化。
而看似如此“碎片式”的文化，却是构成了黔北地区的历史经纬，也是遵义城市文化发展的主要脉络。这是因为，作为中原文化进入贵州地区的门户，遵义的历史多是随着中原王朝更迭而循序发展的，同样经历了从原始走向开化和成熟的路径，而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却保持着一定的延续性。在这个过程中，中原汉文化与遵义地区的苗、彝、土家和仡佬等非汉文化不断互动，相互影响且不断融合，导致非汉文化的特色不断减弱，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甚至，中原文化的影响以此地为中心，不断向周边地区辐射，促使原来隔绝在山地环境中的传统华夏边缘地区开始和内地一体化，从而逐渐诞生了颇具特色的遵义城市文化，即遵义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只是其与中原文化之间的差异，要远远小于中原地区与北方草原游民社会之间的差异，并最终因为融入了更多中原文化的因素，而不断融入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圈，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遵义地区历经边缘—内地一体化的进程中，文化形态的多元特征是非常明显的，如仡佬文化、彝族文化、苗族文化和土家文化等，在生产方式和文化特征上呈现出典型的游耕文化的特色（陈季君等《播州民族文化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4—33页）。其与北中国的游牧文化、中原的定居农耕文化一样，都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潘洪钢《南方民族游耕文化刍议》，《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3期）。正如陈季君在分析播州民族文化时所指出的，“播州民族文化包括了历史时期播州各族人民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全部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 ：它主要包括两种形式，一是物质文化，包括服饰、饮食、居止、交通、田野等 ；一是精神文化，包括思想、学术、宗教、艺术、民俗，这是最具特色的部分。”（陈季君等《播州民族文化研究》，绪论，第2页）窥一斑而知全貌，不同民族在漫长岁月里相互渗融，所形成的地域民族文化同样如此。
在“遵义文化系列中，傩文化、酒文化、茶文化、盐运文化、辣椒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丰富多彩，各具特色，其特有的内涵形成了遵义的特色文化。”（穆升凡《遵义文化概略》，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42页）傩文化是仡佬族人的祈傩方式，主要分布在道真、务川、正安等地，包括冲傩、打保福、唱阳戏等内容，体现方式以傩戏为主，这是一种集面具、舞蹈、音乐等艺术门类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文化。以茅台为代表的酒文化，是遵义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于清代的老酒坊、赤水河边上的春阳岗糟房、吴公岩上的美酒河崖刻、茅台酒厂的中国酒文化城等，均是遵义酒文化的“活化石”，祭祀酒、婚礼酒、丧葬酒、节日酒、月米酒、生期酒等，既是普通遵义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人情世故和文化传承。作为唐代八大产茶区的黔北，自古以来便盛行饮茶，不但形成了煮茶、点茶、斗茶和炒青等饮茶方式，也诞生了客来敬茶、浅茶满酒、凤凰三点头、巡回倒茶、捂碗谢茶等待客礼仪，这种特殊的茶文化在黄庭坚、吴中蕃、苏步青等人的诗词中同样留下了痕迹。盐运文化是川盐入黔过程中，在盐夫、马帮和船队等普通人群中逐渐诞生的底层文化 ；辣椒既是遵义人群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也是遵义地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此外，仡佬族的丹砂文化、铜鼓文化和打牙习俗，苗族的芦笙文化、特殊婚俗和宗教祭祀，布依族的婚姻、丧葬和节日文化等，不仅在各自民族文化领域内占有重要地位，也成为我们观察不同族群交往交流交融的媒介。
众所周知，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文化底蕴也是城市生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黔北地区位置优越且历史悠久，以城市为中心形成的多元文化，既是普通人群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重要载体。日月其迈，时盛岁新。2022年，国务院出台国发〔2022〕2号文件，为贵州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注入了强劲动力 ；2023年，贵州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建设遵义省域副中心”的奋斗目标。在这样的时代契机下，如何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持续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打造领先西部地区的现代化强市，成为众多黔北儿女共同思索的问题。而研究文明历史，坚定文化自信，从黔北地区的城市文化中寻找答案、寻求力量、寻得底气，或许是方法之一。
（作者系遵义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师。本文是贵州省“2011”红色旅游协同创新中心课题《红色文化基因在遵义城市文化建构过程中的作用探析》的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 ：21HSXT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