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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与刀》是一本让我拓宽格局的书。作者是鲁思·本尼迪克特。

这本书有其独特的创作背景。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尾声，轴心国的失败已成定局。此时，美军进占日本本土只是时间问题。也许同是欧洲文化背景，美国对德国战后问题的决策较为清晰。但是如何处置具有东方文化背景的日本战后问题，美国政府需要迫切作出决策。为此，美国政府动员了各方面的专家来研究日本，提供资料和意见，以期制定出最后的决策。

鲁思·本尼迪克特是接受这一课题的众多专家学者之一。她是一位美国女人类学家，在大学期间学习的是英国文学，后从事人类学研究，师从于二战前最伟大的人类学家之一——弗兰茨·博厄斯，并取得博士学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主要从事对罗马尼亚、荷兰、德国、泰国等国民族性的研究。

当时日美还在交战状态，本尼迪克特不能到日本本土进行调查。于是，长于田野调查的本尼迪克特，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调查了居住在美国的日本人和战时拘禁在美国的日本战犯，同时收集了大量有关日本的文艺学术作品，从日常生活细节中去解读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和习惯，特用“菊”与“刀”的形象，揭示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和民族性。1945年8月日本投降，1946年她把这份报告写成书出版，即《菊与刀》。

此书的第一章是方法论——研究人类文化学的方法论。在这一章里，我初识了“人类文化学”这门新兴的学科，也初识了作者。仅读这一章的功夫，我就深深迷上了这门学科，同时，我也深深地折服于作者的文思。

在后面几章里，我重新认识了“日本”这个我自认为耳熟能详的国家。作者在书中详尽论述了日本的等级制、恩、义理、名誉、人情、道德、修养、儿童教育，论据充分且栩栩如生。尽管关于日本的一切都让我感受到“距离感”，让我觉得不可思议——作者似乎也深知这一点，于是她用了很多的“手段”让我相信，或者说，让读者相信。她用了大量的对比，用的最多的是“美国人和日本人的比对”和“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比对”。这些对比的运用妙就妙在，它们先是让我相信文化的差异，再让我相信日本的确是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国家。于是，顺其自然的，我认识了作者笔下的（当时的）“日本”，并大受震撼。

不得不提的是，我非常喜欢作者在书中提到的这段话：“在日本人的生活中，矛盾——在我们看来就是矛盾——已深深扎根于他们的人生观之中，正如同一性扎根于我们的人生观之中一样。”还有这段话：“然而，所有上述这些矛盾成为有关日本论著中纵横交织的经纬。”而且，都是千真万确。刀与菊，两者都是一幅绘画的组成部分。日本人生性及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

于是我坚信，“矛盾”就是作者对日本的第一印象，虽然我不知道事实怎样，不知道当今的日本人是不是也如作者在书中所写的那样矛盾。但不可否认的是，理解了日本人的“矛盾性”之后，再去理解他们的各种行为与理念，就容易多了，而且的确是合乎逻辑的。

除了倾尽所有地描述上述的第一印象外，作者还在书中用第五章和第六章描绘了日本的另一显著特征——对“恩”的重视与讲究。而这也重击了我原本的三观，因为在“恩”这件事情上，我更偏向于美国人的理念，认为爱是不受义务的约束，而是自由给予的——但“对日本人来讲，称之为‘恩’，一经接受，则是永久长存的债务（‘恩’也意味着对所欠恩债的回报，从而就有爱的意思，但其本意是负债。）；‘报恩’则是积极的，紧如张弦，刻不容缓地偿还。”

“在日本，人们在受恩时常怀矛盾情绪。在公认的社会人际关系中，‘恩’所内含的巨大债感推动着每个日本人竭尽全力以偿还恩债。但是，恩债感又是很难忍受的，因而也很容易产生反感。”读这部分内容的时候，我总是眉头紧锁的。一部分是因为难以理解，一部分却又是出于同情，而后恍然大悟，我也是”矛盾的“，或许每个人都是矛盾的??

（本报文艺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