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护学校，爱护老师，爱护学生
什么是“爱”？发自内心的喜欢。什么是“爱护”？不仅发自内心喜欢，而且全心全意去维护它。
入学之后的感受是，学校很大，找不到教室。10号楼刚建好，楼梯等处还有电焊善后工作，卫生间不让用。一个楼6层，每层大约40个房间，每间8个学生，也就是说10号楼大约有3000多学生。我们村1800人，当时我觉得很吃惊：一个楼可以容纳一个村的人还绰绰有余。卫生间不能用，如何办呢？当时不知道临近的9号楼、8号楼里也有卫生间。中学的卫生间都是在户外，于是在校园里寻找，发现大操场东南角有个卫生间，比较宽大。学生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大学的图书馆在文史楼西头向北拐出来的一角，书比较多，楼上还有线装古书，学生也可以借回宿舍。文史楼北楼一层西边大厅是阅览室，靠里头是教师阅览室，大厅西边还有新华书店。这些地方我经常去，只是看书多，买书少，没有钱。有一次买到一本《楚辞集注》，说是殷孟伦先生买重的，拿来代售。同学关系非常好，一个宿舍有来自河北、安徽、浙江、北京、江西各地的同学，天南海北，什么话题都谈。
研究古代文学的王洲明、王培元、萧华荣几位老师，每周来教师预览室两次，每次两小时。他们那么多时间干什么呢？后来我在阅览室看杂志，才知道他们做科研、写论文。与中学相比，我发现大学老师的课比较少、时间多、不坐班，太令我羡慕了！于是产生了将来当一名大学老师的念头。
校外专家来讲学的不算多，记得季羡林先生来过，在公教楼108（现在的董明珠楼）。季先生说新疆发现了一本古书，不知什么文字，拿到北大给他看，他说是吐火罗文，并告诉他们书名是什么。第二次去，又把内容搞清楚了。还有一位著名学者王利器先生也来过，讲《水浒》，讲李卓吾“童心说”。中文系主任张可礼老师在旁边用粉笔写“李卓吾”“童心说”。因为听众有老师，也有大量学生，张老师怕大家听不清楚。讲完了，王利器先生让大家提问题，纸条子递上去不少，王先生当场回答，上至《周易》，下至明清小说。当时非常吃惊，这么有学问！
随着时间加长，许多老师都认识了，有时到老师家里玩，朱广祁、王洲明、吉发涵几位老师那里去的次数多。那时没有手机、电话，也不懂事，不问几点直接到老师家里敲门，老师总是很高兴。老师家里正在吃饭，我就坐在旁边，老师边吃饭边和我说话。1984年底我决定考研究生，顺利考上古籍整理研究所。我的成绩很高，狄老师见了我说：“小杜考上古籍所了？”言外之意我应考文艺理论。老师的爱护和关心，也许是一句顺口的话，我都记了几十年。
我说的老师，包括学校的全体工作人员，中小学时都是称呼“老师”，也就这么习惯了。我们办大学、招学生，靠的是老师，大学尤其重要。
我是学习文献学的，文献学的核心内容是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我们国家从事文献学研究工作的专家不算少，但从事以目录、版本、校勘为核心的所谓“纯文献学”研究的却不多。我们山大之所以在“纯文献学”方面有特色，得益于一位老师，那就是我的导师王绍曾先生。王先生是无锡国专毕业，大学毕业论文是钱基博先生指导的，题目是《目录学分类论》，用文言文写的，6万字，导师打了100分，当时就出版了。毕业后到商务印书馆，协助张元济先生编校《百衲本二十四史》，今天看属于版本学、校勘学。以后担任无锡国专图书馆主任、文言文写作老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先生来到济南工学院工作，考上了高亨先生的函授研究生。高先生把他调到山大图书馆从事古籍工作。1983年教育部批准山大成立古籍整理研究所，王先生调任古籍所教授。1985年我从山大中文系本科毕业，考上古籍所研究生班，1987年毕业留下，所里指定为王先生的助教。到2007年王先生过世，跟王先生学习工作了二十多年。古籍所给王先生配的助手还有刘心明、王承略两位教师。
80年代后期，一个小规模的研究所为一位老先生配三个助手，非常不一般。多年来我们山大的文献学在国内受到重视，我在1999年为文学院研究生讲授文献学，撰写了一本讲义《文献学概要》，2001年中华书局出版，被广泛采用为教材，今年被评为首届国家教材建设奖一等奖。没有王绍曾先生，这一切怎么会有呢？我们山东大学像王先生这样身怀绝技的人很多，可是绝大部分是默默无闻地工作，尽心尽力做学术研究，全心全意地讲好每一节课。
我带尼山学堂已经十年了。在2012年开始时，聘请了49位主讲导师，面向全国聘请，因为我们山大没有这么多合适的专门导师。我们中国传统学术的主流是儒家学问，而儒家学问又叫“礼乐文化”，“礼”包括三部经典：《周礼》《仪礼》《礼记》。能一字一句准确地讲授，这三部核心经典，在中国大约是个位数。我们山大的刘晓东先生、胡新生先生，以及聘请的全职讲席教授叶国良教授都可以做到。尼山学堂的《礼记》开始是刘晓东先生讲授，那是当之无愧的“权威学者”。后来刘先生年纪大，推荐南京师大方向东先生、浙江大学吴土法先生。方先生有事不能来，就请吴先生来了。吴先生在浙大，是礼学大师沈文倬先生的高足弟子，按照沈先生的意见，吴先生专攻《周礼》。《周礼》最重要的注释是清代光绪年间浙江人孙诒让的《周礼正义》，这部书至今不能超越。中华书局出版了校点本，32开，一套14册，吴先生读烂了四套，全中国在《周礼》方面如此专精的学者，怕是没有第二个了。吴先生虽然退休了，却没有忘记导师的教导，孜孜不倦从事他的著作《周礼考》的写作，表示要用这个成果到地下去见自己的导师。当山东大学邀请他来讲《礼记》时，他也不太情愿来，因为时间太紧了，但他又觉得很高兴，世上还有大学看得起他，专门请他。他来到山大，讲了两年，就说不能继续来了。我了解到，吴先生是生病了，需要在医院治疗。我很难过，就请尼山学堂听课的学生康博文（第五届）、刘紫藤（第六届）整理吴先生的讲课录音，整理成《吴土法讲礼记》，二十多万字，又请吴先生弟子韩悦校订。我跟中华书局俞国林先生商量，俞国林先生表示愿意出版。我就让韩悦向吴先生请示，希望吴先生允许。没想到吴先生坚决不同意，认为课堂讲课不能完全周密，还是希望能集中精力完成自己的系列论文《周礼研究》。
吴先生在这样的处境下，仍然坚守学术标准，不愿苟且出版，这说明他把学术事业看得非常神圣，超越了一般人所认为的是非得失。这样好的老师，传递给学生的是何等的品德，难道不应该受到特别的尊敬吗？以前读毛主席《纪念白求恩》，说白求恩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对于这三句话没有真正明白，尤其是“纯粹的人”，根本不能领会。当我们面对像吴土法先生这样的老师，就什么都明白了。
我在担任文学院院长之后，在2019年建议文学院编辑出版一本“同人录”，得到学院党政联席会议通过，于是邀请懂摄影而又能写人物通讯的刘梦冬老师承担起这个项目。凡山大文学院在世的教师、职工，每人一幅照片，加上简历、工作心得，按年龄大小排列顺序，就形成了《2019年山东大学文学院同人录》一册，由山东画报出版社正式出版。我看过几遍稿子，生怕有错，每一次看都深受感动。文学院的教师、职工，绝大多数默默地工作到退休，退休之后依然一心挂着自己工作过的文学院。例如于和芳老师，1979年到文学院，在办公室、图书室工作，直到退休，他的简历只有两行，而工作心得还不足两行，已不能再简单了。他在工作心得中写道：“为老师们服务，为同学们服务。老师们满意，同学们认可，是我工作最高的、也是唯一的标准。”没有多少人格外关注他，他日复一日抱着崇高的信念工作着，荣誉似乎与他无关，甚至他不会有获得什么荣誉的奢望，就这样平平常常退休了。
我们山东大学教师员工总共有七八千人，就如一艘航空母舰，每个人就如一颗颗螺丝钉守着自己的岗位。绝大多数老师，没有得过任何荣誉，可是他们仍然兢兢业业做好自己的那份工作。这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最宝贵的精神，所以我们要特别爱护我们的老师，我们的普通老师。
许多高校都会订制一些鼓励政策，以便“留住好学生”，这些激励政策包括提高对优质生源的待遇或予以奖励。我曾在一些场合表达过这样的看法：“如果是你自己的儿女，你会怎么办呢？北大、清华不去，留下来？”我奉命分管尼山学堂十年了，对每个学生的出路，我几乎一个一个地管。但凡有利于成才，我都尽力去帮助。
沈珍妮同学在戏曲方面有特殊爱好，写出若干优秀论文，对一个本科生来说，这很难得。我说：“沈珍妮，你要去哪里念研究生？”“老师，我想去中山大学，跟黄仕忠先生读。”我说：“你心真不小，黄老师是长江学者。”紧接着说：“好吧，我推荐。”我让沈珍妮写了自荐信，说明自己在尼山学堂学习了什么，论文情况，还有读过黄老师什么书，什么文章，受了什么启发。附上两篇论文。我把邮件发给黄仕忠先生，当然又加上我的推荐。黄先生接到信就回复了：“欢迎沈珍妮考中大。如果来了我安排学生照顾她。”沈珍妮顺利考上中大。
侯振龙同学对晚明史有研究，经过山大的何朝晖教授向南开大学历史学的何孝荣教授推荐，何孝荣教授对侯振龙的论文《崇祯南迁之议》大加表扬，非常欢迎侯振龙到南开读研究生。张鸿鸣同学大学期间就参加我的项目，有时白天干项目，晚上整理心得上万字，明确要跟我念研究生。等到推免成绩出来，并列第一。我说：“鸿鸣，咱家的本事你已经学得差不多了，我推荐你去考北大吧。”我直接向北大中文系的顾歆艺老师推荐了他，在考试中成绩优异，顺利录取。后来又读博士，获得教育部第十六届古文献一等奖学金，在中华书局出版古籍整理成果《春秋穀梁传注》，获中华书局年度十佳图书。
山大百廿校庆，知名校友会接到邀请，我们的小辈还在各大学读研究生，他们从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相约来到山大，看望自己的老师，庆祝母校一百二十岁生日。你对学生付出多少，学生一分不少地会报答你。我们山大的学生素质很高，我们的教学水平和学风也十分过硬，将来山大毕业生会涌现一大批一流人才，我希望山大的优秀校友遍布大江南北、世界各地，这才是我们办学章程上说的“为天下储人才，为国家图富强”。
我们的学校是最好的学校，我们的老师是最好的老师，我们的学生是最好的学生。爱护我们的学校，爱护我们的老师，爱护我们的学生，这就是我切身的感受。大学精神由三种精神汇聚而成，那就是墨家的科学精神、法家的法制精神和儒家的仁爱精神。三者的有机结合，就是中国大学精神；而仁爱精神尤为宝贵，它是人类的根本精神。